【明慧網2002年9月10日】本文譯轉自美國雙月刊《外交事務》2002年9/10月刊。文章作者裴敏辛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助理。作者正在著書《陷阱中的中國過渡期：獨裁發展的終極》。（接前文）在中國農村，制度腐敗非常嚴重，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緊張程度達到了危險的地步。在一份令人吃驚的內部報告中，公安部承認“在一些﹝農村﹞地區，如果不使用警力，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徵稅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些農村，農民的反抗非常猛烈以致於地方官員不敢露面；這些區域實際上已經失控。
這種憤怒的最重要根源是因為繁重的稅收負擔都壓在了中國最貧窮的公民身上。1996年農業部門的實際稅率（不包括鄉鎮企業）估計是50%。事實上，徵集稅收和費用已經成為農村政府官員的唯一任務，佔據他們60-70%的工作時間。在有些地區，地方官員甚至招募一些地痞流氓來徵稅。這種做法已經造成了對支付不起稅收的農民的非法拘禁、拷打、甚至導致死亡。尤其令農民憤怒的是，他們支付的高額稅收似乎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一點政府服務。因此，這種高額稅收、嚴厲徵稅和缺乏服務已經使得大批農民轉而反對政府。最近在農村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農民一致認為苛捐雜稅是社會不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收入不平衡情況的增加，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變得也越來越緊張。可以肯定的是，這個過程背後的原因極其複雜。儘管造成全面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別和地區差別，但在同一地區和城市內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也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著。最近的調查發現，收入不平衡已成為公眾最關心的三件事情之一。在官僚腐敗十分猖獗的社會背景下，這種不平衡的加劇更增添了公眾對政府的憤怒，因為多數人相信只有腐敗分子和特權階層才能積累財富。這種感覺不是沒有根據的。一項學術研究估計非法收入使得80年代收入不平衡狀況增加了30%。
中國政治體系內缺乏監督制度，這會束縛當局減輕和解決政府和社會之間緊張關係的能力。情況證明，最近的改革，比如建立農村選舉制度和改善法制是不充份的。中國XX黨不開放政治體系和擴大體制內解決衝突的渠道，造成了受侵害的群體訴諸集體抗議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尋求補償。
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緊張狀況積累起來終將造成中國的不穩定，特別是因為造成這種緊張的體制使得中國XX黨處於無望境地。不斷加劇的緊張局勢更增添了任何改革的風險，即使是作為補救的手段，都可能會引發一場革命。愛利克斯.德.濤克瓦裏第一次觀察到這樣一個矛盾現象：當壓制性政體試圖進行自我改革時，他們很可能被推翻。這種嚴肅的情況甚至會阻礙中共內部最積極的改革派去尋求變革。
改變觀點
糾正中國日益加重的管理缺陷應該是國家新領導人的首要任務。目前，這些由冒牌共產主義的自相矛盾所帶來的問題非常嚴重，但未到致命的地步。如果新領導人能夠著手解決管理不善的體制性原因，中共或許能夠解決自身問題而無需冒引發政治動亂的風險。但是，接班戲劇的出現，將會阻礙短期內的實質性變化。即使提出一個溫和的改革方案也有可能威脅到一個領導人的政治前途。而且，進行一場具有風險的改革需要政黨的高度團結，而一個爭權奪利的領導層不可能創造這種團結。
因此，中國的管理缺陷可能會繼續加重，威脅到經濟的穩步發展。這種緩慢醞釀的管理危機也許不會立即引起當局的垮台，但是政治體系嚴重弊端的不斷加劇將最終壓制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因為糟糕的管理會使貿易和投資更為昂貴、更具風險。當這種長期停滯出現時，目前的經濟活力可能很快就會衰退。
這種可能性使人對有關中國的一些主要設想產生了懷疑。布什政府內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既不可避免，又具威脅性。這種思想引起了政策方針的改變，以對抗這個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國際商界在熱衷於中國市場之時，極大地低估了存在於中國政治體系上的風險。似乎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他們關於中國崛起的基本假設是否可能是錯誤的。這些假設應該通過一個更現實的評估來重新考慮：中國如果不重新構建它的政治體系，其制度有沒有能力在持續穩定的基礎上產生影響和創造繁榮。在北京更換領導層之際，世界需要重新考慮他們對中國的長期把持不放的見解，因為這些見解可能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