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觀察組織及日內瓦精神病醫學行動會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世界精神病醫學協會年會中提出上述這份報告，披露中共濫用精神病學的事實。
英國皇家精神病醫學院原來計劃在世界精神科醫師協會年會中，提出要求中共接受國際調查團檢查精神病院的決議案，如果中共拒絕接受檢查，將受除籍的處分。不過，這項決議案未獲投票表決，最後獲絕大多數會員支持通過的決議案，以較為柔性的方式，促使中共「願意接受」調查。
羅培茲依伯曾於今年二月間接受中共邀請訪問中國大陸，並拜會中共衛生部副部長。世界報說，中共這項藉邀訪軟化國際精神科醫師協會立場的舉措顯然已經奏效，羅培茲依伯雖然對英國皇家精神醫學院的強硬提案頗為贊同，最後卻仍決定改以溫和的方式進行調查。
羅培茲依伯指出，雖然精神病學在中國大陸被濫用的情形很令人擔心，但自二○○一年以來，在國際社會的抨擊之下，情況已逐步改善，跟當年蘇聯的做法也不可同日而語。他強調，國際精神科醫師協會不希望排斥任何會員，而是要在發現流弊時，進行有效處理。
幾年前，在一次偶然的訪問中，一名北京某精神病院的「病人」以流利的英語告知人權觀察組織人員，他原來是貿易部高級幹部，但因與上級意見嚴重不合，被判定有精神病，被強迫住院。隨後人權觀察組織透過醫學雜誌及北京警方的資料，發現中國醫學界與共產黨檢調當局之間，確實有密切的關聯。
中共濫用精神醫學的做法，顯然是效法當年的蘇聯。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代末期，蘇聯精神科「專家」莫洛索夫指導的塞爾比斯基法醫精神病研究院，就是將許多政治反對派人士診斷為精神病人加以拘禁的元凶。中共目前的做法非常類似，唯一的差異只是在字面上，蘇維埃政權的用詞是「政治精神分裂症」，而中共採用的名稱則為「政治精神病」。中共官方文件甚至明白指出，只有瘋了的人才會反對政府。
不論在現在的中國大陸或當年的蘇聯，問題的癥結都在診斷過程。基本上，負責「診斷」的是警方，警方在偵訊政治異議人士之後，如果判定當事人具有「精神病傾向」，即可將之移交精神病科處理。由於對警方的診斷發出異議無異職業自殺，精神科醫師通常只能「依法處理」，將「病人」送進療養院看管。
人權觀察組織指出，因為政治因素被送進這些「安康醫院」的人數，超過因為謀殺、強暴等刑案而接受精神治療的人數。根據上海一名精神科醫師表示，在文革末期的一九七○年代，上海市立精神病中心處理的病例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三是政治案件。
目前這個比例已經降到百分之十以內，但就絕對數字來看，依然偏高。一九九○年代中國大陸共有一千兩百萬名精神病患，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病患被視為「對公共秩序造成嚴重危險」，住入所謂「安康醫院」進行療養。負責規劃成立安康醫院的就是警察單位，目前全中國大陸超過二十家，中共還計劃未來在每個人口一百萬以上的城市都設一所。
最近引起人權組織關切的「精神科警察」問題，是中共對法輪功的壓迫。據法輪功人士指出，目前有數以千計的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療養院。
人權觀察組織希望藉由這項關於中共濫用精神醫學的調查報告，提交相關國際機構處理。該組織立場非常強硬，建議如果中共拒絕就濫用精神醫學的問題接受嚴格調查，應該從世界精神科醫師協會除籍。三十年前的蘇聯就是在這樣的威脅下，被迫部份揭露古拉格的實況。當時蘇聯雖然採取拖延戰術，但為了避免被除籍，還是作出讓步。
日內瓦精神醫學行動會專家柏萊指出，據估計中國大陸在最近幾年平均約有三千人因政治因素遭拘禁於精神病院。這個數字雖然很可能遠低於事實，但已經可以大致反映出這個問題在中國大陸的嚴重性。根據人權觀察組織的調查，一九七○及八○年代蘇維埃政權將反對派人士以精神病為藉口送進精神病院拘禁的案例有兩百到三百件，但據估計實際數字可能達數千人。中共濫用精神醫學的情形是全球精神病醫學界面對的問題中，牽涉道德層面最嚴重的例子。世界精神病醫學協會派團赴中國大陸調查只是改善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未來還必須密切注意國際調查行動能獲得具體結果，迫使中共結束濫用精神病院迫害異議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