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8月19日】在實行數千年帝制的中國，報紙的面世是很晚的事。而能在激盪的現代史中穿過百年風雨，保存至今的報紙，非《大公報》莫屬。今年是《大公報》創刊100週年，海外多家傳媒都發表了許多紀念文章，香港鳳凰衛視也播出了精心製作的多集電視片。無可否認，百年老報《大公報》在中國的新聞史上佔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它記錄了現代中國興廢榮枯的諸多脈絡，《大公報》本身也深深介入了時代的裂變，它貢獻出了一大片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
然而，這一百年中的後半段，《大公報》的光榮歷史卻黯然蒙塵，在所有紀念文章和電視片中，關於《大公報》後50年的事蹟均語焉不詳，能省則省。而且，被鳳凰衛視電視片集採訪的歷史見證人中，漏掉了一批現時已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的老報人，羅孚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羅孚自1941進入報社，前後在《大公報》工作了41年，他正是重要的時代見證人。本次節目專門採訪了羅孚先生。羅孚認為，百年《大公報》的前50年是值得人們追憶和紀念的，而後半段只能余亦無言了。他認為《大公報》“百年一半是虛名”。
這分野就是1949年，那時北京《大公報》、上海《大公報》是它的主幹，天津、香港《大公報》是它的旁枝，但首先是北京和天津《大公報》被共產黨軍代表接管，完全變成了黨報，連報名都被抹去；繼而上海《大公報》也被接管。香港《大公報》不在共產黨治下，全面接管是不可能的，但當該報的主幹都不復存在，香港報社的財政自然出現問題，這時候就由共產黨撥款支持，每年有專項預算，把香港《大公報》支撐下去。雖然不是由報社內的黨組織直接管理，而是有知名統戰人士來辦報，但實際上垂直管理香港《大公報》的是香港新華社。
百年《大公報》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銘，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然而《大公報》一旦成了黨產，非黨勿言、非黨勿動、非黨勿視、非黨勿聽，還有甚麼“不黨”可言？它變成變相黨報之後，銷路愈加萎縮，一切財政都由黨來包幹，又有甚麼“不賣”可言？它必須依照一黨之私去定調，按黨的方針去辦報，它是黨的私產，不再是大眾的公器，還有甚麼“不私”可言？它因一黨之私而盲，沒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眼光，首先從思想上就盲從於黨，又有甚麼“不盲”可言？
羅孚先生追憶肅反、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香港《大公報》都是緊跟不捨的，從他本人來說，開始是相信，而後半信半疑，最後完全不信，但還是要按黨的指示辦報，羅孚先生痛心地說：這是“盲目、盲心、盲從！”
羅孚再舉八九民運之例，那時他已被軟禁於北京若干年了，但他知道香港《大公報》在“黨意”不明時，曾經跟著民意作報導和發議論，允許員工參加遊行，在報館門口掛起支持民運的標語。但戒嚴令一下達，北京形勢突變，門口的標語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報紙口徑就從反對李鵬到支持李鵬……這就是“黨、賣、私、盲”一應俱全了。
羅孚先生表示，紀念《大公報》百年報慶，他也頗有懷舊的滄桑之感，懷念那些風雨雞鳴的日子。但刻骨銘心的不單是“風雨”，而是“雞鳴”，只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真正降臨中國，才能有群雞齊鳴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