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4月16日】從2000年1月3日我開始踏上正法之路去北京上訪。第一次在成都被抓回非法關押45天，回家後又被當地政府抄家罰款，三天兩頭抓去公社非法關押。第二次2000年6月份，我又踏上上京之路，在金水橋拉開橫幅被抓送回家鄉非法拘留15天後放回。6月30號，公社政府和派出所惡警來我家砸了我的鍋、碗，搶走了家中所有家具，把我抓去暴打，用軟鐵絲和電線從頭到腳亂打，用腳亂踢。當時我全身烏黑，青一塊黑一塊，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暴打中，我頭腦中只有一念：“師父，我能挺過來！”我堅信擺在我面前的每一關、每一難，都是我能過的。邪惡的壞人揚言準備把我打的半死，拉出去扔在外邊。我挺了過來，沒有倒下，後來叫家人接了回去。家人讓我休息，我笑著說：沒事，我能幹活。我和往常一樣該幹甚麼還幹甚麼，幾天後全恢復了。九月份我又寫了幾份申訴書控訴邪惡之徒迫害大法弟子。邪惡勢力以我兩次上訪、又寫申訴書為由非法判處我勞教一年。2000年11月22日我被抓去送往成都四大監轉運站，22天後，又被送往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勞教所。那裏的警察讓吸毒犯看管我們大法弟子，叫我們扒壁頭（手高舉起，腳抵著牆，筆直的站著，一動或說話，就會招來一頓暴打，每天長達17小時，完全過著非人的生活。）我剛去的第二天，早上六點半就起來扒壁，上午扒了半天，吃過午飯又叫繼續。我的手臂酸痛的非常難受，剛扒了一會，就酸落下來了，那個吸毒犯走過來就給我一耳光，叫我扒好，打得我眼冒金花。我看了看她們，又堅強的舉起了雙手，默默的承受著邪惡的折磨，每天如此。後來我被調到七隊。在七隊是由叛徒包挾我們。那些背叛了真善忍的人拿師父的法亂解釋，為自己的背叛找理由。有的還給管教出主意怎麼害我們，妄圖打垮我們堅定的意志。
2001年二月份的一天，四川電視台來了一群攝影的，叫我們坐在壩子裏看天安門自焚事件的新聞，他們在旁邊錄像。我知道他們不懷好意，要亂加評說，當我看到錄像機鏡頭對準我坐的方位時，我站起來大聲說：“這不是我們的行為，那是對大法的栽贓、陷害、誹謗！”那些幹警和包挾我的人按住我，捂住我的嘴不讓我再說，還大罵我，過後讓我認錯，我說我沒錯，我說的是實話。她們就上報，想給我延教三個月。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對管教幹部說：“哪怕我牢底坐穿，我還是要告訴你們，我們是正法修煉，電視裏和叛徒所演所說都是對大法的誹謗，哪怕你們馬上把我拉到刑場槍斃，用各種手段把我置於死地，我依然會坦然告訴你們，我們是正法修煉，我們修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
3月底，四川電視台記者又來錄像，叫我們排隊訓練，做操。我不配合它們，它們就連拖帶拉把我挾過去叫我蹲下，錄像機準備錄像，我死活不蹲。在場有十幾位功友見我這樣，蹲下了又都站了起來，不蹲了。我們不約而同的開始煉功（頭前抱輪），暴徒們沒有辦法，就把我們拖到洗澡間關起來。
4月1日，暴徒發瘋似的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對我們十幾位不配合它們的大法弟子實施了四個多月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早晨六點半到晚上12點，有時到凌晨2、3點，或通宵，軍姿坐著或站著；有時帶著手銬反扣著；不許動，不許說話；有時不讓上廁所；有三次二十天不讓洗澡；有時不給水喝；日曬雨淋……不管邪惡之徒怎麼殘酷對待我們，我們堅定以法為師，抵制邪惡，完全不配合它們：不上課，不看電視新聞，不做操，不報數，不參加勞動。在這整整四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十幾個人都成了瘦瘦的“黑人”。飽經了各種邪惡瘋狂的打壓，我在心靈的深處早已種下了“用生命護法”的堅如磐石的真念。邪惡之徒耍盡花招，最終在我們堅定的正念面前失敗而罷休。
8月8日我被調到8隊。8隊的管教見我們調過去的大法弟子堅強不屈，就從其他中隊調過來十幾個吸毒犯看管我們，把我們九個不報數的大法弟子關押在三樓不准下樓，就如同與世隔絕似的。但環境沒有原來邪惡了。管教叫吸毒犯不准打我們，只是看著我們。每天吃飯、睡覺，不叫我們幹甚麼，不報數也不管了，看一眼就走了。直至11月26日通知當地政府、公安到勞教所把我們接回家為止。
回家以後，當地政府又把我軟禁了15天。但在師父的加持下，同修們又共同發正念幫助我，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最後讓家人把我接回了家。
功友們，讓我們手拉著手，心連著心，共同實現我們史前真誠的誓言，完成我們艱鉅而又偉大的大法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在最後的路上走得更正、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