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12月3日】為援救加拿大某學員在國內被關押的家屬，我打電話給相關責任單位，以下為具體過程和我的一些感受：我先給某公安分局值班室打電話，一個男警察接的電話，當我一說到從加拿大打來的，對方就掛斷（或是按了某個按鈕，因為並不像是掛斷的聲音，但也不像有人在聽）。我就又打，還沒說半句話，對方又掛了，一連若干次，都是如此。看上去，他們接到過很多我們打去的電話，已經很害怕了。
隨後，我又給某派出所（管轄學員的派出所）打電話，也是個男警察接的。我說我是加拿大一個報社的記者，想採訪你們一件事可以嗎？對方問是甚麼事，我就說我們聽說了一個怪事，有個叫XXX（學員的名字）的安分守己的公民，甚麼罪都沒犯就被關進監獄去了。話還沒說完，就被他打斷，他口氣極兇地說，誰說他沒犯罪，他煉法輪功就是犯罪。我再接著解釋時，他已掛斷。又打過去時，他說，我沒時間和你囉嗦。我說，你可能不知道吧，現在法輪功在加拿大及全世界都很受歡迎的。他說，這是中國，外國也管不了中國的法律。這個警察態度極惡劣，我說話時，他都在不斷插話，帶著很大的情緒，我感到根本說不上話。他說兩句後，又掛了。我想，哪怕他每次能聽到我說的一、兩句話也是好的，就又打過去說：“你不敢聽我說的話，正好證明我說的都是事實，你才害怕。你要知道法律是人制定的，人是會犯錯誤的，所以法律也會定錯的。迫害XXX的人，將來都會被送到國際法庭上去的。你看文革時，那些跟著錯誤決定迫害人的人，最後文革結束了，他們自己犯的罪都要償還的。”我說到這裏時，對方又掛了。但我想，他也已經聽到了很多我說的話了，我相信這些話都是有力量的，會對他有作用的。
接著，我又打了另一個相關電話，不知道具體是哪個部門，但也是與此案相關的警察的電話。我也說我是加拿大一個報社的記者，想採訪一個熱點新聞。我說了事實之後，這個警察態度很好，一直聽我講。我就將大法的真相和迫害真相都講給了他，講了很長時間，他一直沒有打斷。後來他問我：“你煉法輪功嗎？”我說：“我煉。”他說：“那我就相信你的話，因為法輪功人講的都是真話。”我說：“我謝謝你這麼說，看來，你對法輪功還有一些了解。”他說：“是的。”不過他很快又打著官腔說：“其實你們煉法輪功的人要是不觸犯法律，我們也不會抓你們的。”我說：“其實我們煉法輪功的人是不會觸犯法律的，因為犯法的人都是侵犯了別人的利益，比如：小偷是偷了別人的東西，殺人犯是殺了人，而這樣做按我們法輪功的理論來講都是要遭報應的，太不合算了，所以我們根本就不可能這樣做的。”他聽著覺得有道理。
我接著說：“但是現在中國某些人定的所謂法律是很荒唐的，比如，人家自己在家煉功，根本沒影響到任何人的利益，憑甚麼抓到監獄裏去呢？我說，請你把我的話向你們負責此事的人反映一下，希望馬上釋放XXX。現在XXX的事在國際社會和社會各界人士都很關注，我想你通過向你們打電話的人數就能知道我說的是真的，現在電話費這麼貴，如果不是非常關注和很重視的事，有誰會花這麼多時間、花費這麼多自己的錢來打國際長途呢？”他說他一定轉達，過後他又很友好地說希望我能常打電話，保持聯繫，還要了我的電子郵件地址。
打上述若干電話，共用了一個小時左右。過程中，我感到接電話人的善惡差別很大，所以表現出的態度就不一樣。但我覺得不論打過去是針對甚麼樣的人，我們的電話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對於惡人有震懾作用，使他們的確都害怕聽了。而且不論他們願不願意聽，哪怕是聽到我們的一、兩句話，都是很大的震懾作用。如果從此能收斂些惡行，對這個生命就是有好處的。對於已經了解很多真相，從而表現比較善的警察來說，能使他們的態度越來越傾向於支持大法，這樣對於這個生命的未來以及減輕我們國內的學員的壓力來講都是很好的。
在實際打電話的過程中，我感到其作用遠比我自己過去所認識到的要大，也很慚愧自己過去沒意識到這些事的重要性。那天，聽到剛從國內出來，歷盡磨難的一位大法弟子和我們交流時說到，她們在監獄裏時真的希望我們海外的學員能多打電話時，我感到心裏很難受。想到一個電話對於在痛苦中煎熬的國內學員來講是多麼重要時，我想我真的應該更清醒地想想自己的責任了。
以上為一些隨想，與大家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