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10月7日】（[注]本網站所轉載的參考資料皆為非修煉界人士所撰寫，不一定和法輪功學員的認識相同。）都說江戲子會做“秀”，其實最大的“秀”不是別的，恰恰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繁榮穩定的假象。當然，要不這麼“秀”著，恐怕整台戲早就唱不下去了，中共的政權合法性將受到嚴重質疑。然而，也恰恰是這個“秀”，為了面子而不顧實質，為了短期而完全忽略長期，甚至為了吃蛋而不惜殺下蛋的雞，最終連做“秀”者自己都會搭進去。也就應了那句話：
“中國今天的統治集團是人類歷史上最墮落的一個集團，既沒有社會經濟管理能力，同時連統治者的基本素質，就是為自己本階級的長遠和共同利益著想它都沒有。
“秀”者，所謂“末政經濟”是也。
江氏集團在十三年的權力發跡和爭鬥中，尤其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以經濟發展為名，實質是以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漸進改革”中日益凸現的體制固疾，掩蓋這個行將衰朽的神話，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當然那種動真格的改革實際是“革”現政體製的“命”，既得權利集團當然不肯輕易就範)，開始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短期經濟表現。表現出來就是一味以GDP為目標的為對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以及道德文化資源的瘋狂的掠奪、破壞和腐蝕。短短十多年使用了所有手段壓榨一切可壓榨的老百姓，尤其是下層老百姓(約佔全體民眾的75%)，同時對官僚階層大肆封官縱容(不到全部人口的5%) 。正是這樣短視的暴政體制，才孳生出日益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貪官污吏盛行，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備受摧殘，以致形成經濟表面越繁榮，官場愈墮落，民生愈疾苦，民心愈渙散的“怪圈”。無怪乎了解中國經濟的學者們調侃道：中國的經濟改革，好比是把一個輪子做成了方的，GOING NOWHERE（無處可去)。僅存的能維持死而不僵局面的一脈就是靠做“秀”而撐著門面騙來的大筆外資。
從數字上我們可以看到零星事實，不過這只是末政經濟的冰山一角。
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在接受“金融時報”關於中國統計做假問題的採訪時說，“(中國)有很多問題單靠統計局是無法解決的，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問題”。 試想行政命令要經濟增長“七上八下”，“騙子人民共和國” 裏的人誰敢不上行下效呢？皇帝雖然沒穿衣服，但是眾口爍金，架不住人說呀，何況說的人從國內到國際，從媒體到課本，從政界到商家，可謂自欺者又欺人，不亦樂乎！
好在還有幾位研究中國經濟多年的老外，願意當“皇帝新裝”裏的小男孩，說出了這精緻騙局中的令人稱奇之處：1997到2000年間，官方經濟增長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卻下降了12.8% ，就業也逐年下降(如最近的五年期間，江政府使全國職工下崗多達四千八百零七萬人，相等於南韓一國人口)。投入下降，產出卻穩步增長，此乃江集團統治下的一大奇觀也。難怪香港CLSA經紀公司年度報告裏說：“有關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全球最快的‘數據’，其價值不抵用來寫它們的紙。”“我們無法預測中國2002和2003年的經濟增長，因為我們缺乏最基本的統計信息來構造哪怕最粗糙的預測模型。”
數據作假還是屬於比較不高明的做“秀”手段。比較起來，它們背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經濟“事實”才更加有欺騙性。
(一) 人民日子好過了嗎？
蛋糕做不大時，有的人多得，就必然有人少得。這是常識。在短期利益目標的驅動下，但凡有掠奪財富的可能時，就不會有創造財富的動力，因為前者來的痛快的多，尤其當被掠奪的對象不會發出甚麼反抗的聲響時。那麼，套用經濟上的一個術語，在這場零和博奕中(意即蛋糕沒有做大)，九億農民就徹底的淪為了犧牲者。其次是城市下崗工人，他們都處在社會的最低層，構成了極不平衡的“權錢金字塔”下最廣大的底座，佔全國人口的75%左右，而他們只佔有大陸私有財富的3.5%∼4%。
到頭來，那位被普遍認為最有作為的中央領導也只有一句毫無內容的感嘆話作為總結：“中央欠農民的太多了。”借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卻無人說明中央要怎樣償還，甚至是還不還？
其實只要打著“國家”幌子的權貴階級不再進一步“欠”就謝天謝地了。不過這看上去不太可能。以窮困為名的中國農民目前仍然是中國最大的納稅人：僅以安徽省1998年為例，據最保守估算全省農民各類負擔是收入的8~9%；而同期全國最繁華的上海市，平均人均所得稅只有4.7%。 可嘆的是中央還三令五申農民要減負，規定農民負擔上限不得超過5%；而這個5%理想化的過了頭，大家盡可以視其為最低下限，因為很多地方通常是15%以上，甚至還有些地方高達30~50%。“苛政猛於虎也”。然而更可悲的是，這些賴以養活中國的人群，沒有任何的利益代言人：一個地方官可以為官不仁兼為富不仁，偶有仗義直言者還落得像李昌平一樣丟官遠走的命運。而最新一輪的壓榨正在悄悄地進行：WTO條約中中國農業的開放程度要大大高於人們的預期，甚至高於一般國家水平。
可是不要忘記：中國的農民還做得了奴隸時，他們可以忍耐；可是當他們發現自己連奴隸都做不了時……沒有人願意看到這個假設成為現實，因為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次同樣的答案。
讓我們目光上移，看看處在國內的中間階層。這些20%左右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公務員等是屬於“財富大刮分”中的搭便車者。他們的確享受了些許“好日子”。然而他們可能因此也忽略了一個事實：這個的中產階級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們既是權貴資本的盤刮對象，同時也會隨時為淪為體制內在不穩定的承受者，輕則承受民怨，比如下層百姓對連年公務員加薪的不滿，重則是由於整體內在矛盾終於大爆發時的連坐者，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個人所得稅稅收連年以六倍於GDP的速度增長， 而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階層竟然佔了大頭。 為了滿足政府不可遏制的為刺激經濟而採取的鋼性開支增長，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政府一直都在通過合法的稅收，不斷加大對民間財富，尤其是中下層的非法收刮。此為一證。另一個中產階級難逃權貴資本對其的洗劫的例子是：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動員全國人民到股市裏炒股。原因是中國的銀行已經爛帳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據說最內部的數據達到了60%。為了轉嫁銀行風險，就由政府出面號召全國人民炒股，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決無僅有。其結果是許多機構大戶與政府官員勾結在一起，利用內部消息，不斷地賺錢、轉嫁風險，中小散戶就不斷地被套牢。國內2000年底“基金黑幕”事件引起軒然大波，“貓膩”漏出來了，也就難怪有關方面那麼緊張。
您不要以為這是偶一為之的權宜之計。其實中國宏觀財政、金融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有多麼危險的指標或者數據，而是在於它是系統性的明搶暗奪：權力和權力資本在毫無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無償佔用和揮霍全民的未來財富（存款、國債、股票等等）。既無約束與監督，這種揮霍當然也就毫無節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天真地以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儲蓄和投資。
不信我們可以算筆帳：
97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主要是採取財政擴張政策刺激經濟，財政赤字彪升。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從1997到2002年短短的五年中，政府財政赤字翻了兩番半，將高達3,098億人民幣, 國債餘額累計到了25,600億元。。這意味著每個國民平均負債2,000元人民幣，換個方式計算就是中國一個三口之家平均負債6,000人民幣。
還有未列在財政虧空中的“社會保障基金”，大家就要再承擔負債大約80,00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每位國民又要增加負債6,15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增加負債18,462元人民幣。
2002年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布：“國有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25.37%”。暫時不去研究這個數據包含了多少水分，我們僅僅按照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的總額高達22,898億元。平均到了每個國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的負債就又增加了5,280元人民幣。(甚麼意思呢？通俗點的說法，25.37%壞帳意味著您每存10塊錢進國有銀行，有近3塊是拿不回來的了)
此外還要算上銀行未登記的外債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債務及“白條”尚有60,000億人民幣，而且不要忘記，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國債增長率，也許明年您的債務又增加了25%，或許是45%。都算在一塊，一個三口之家負債不多，才43,617元人民幣。
再讓我們算一下您的國有資產：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鑑數據，每個國民的平均國有資產也只有2,53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擁有國有資產7,602元人民幣。此外中國國民的每人還可以有244元人民幣的外匯淨儲備，意即一個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元人民幣。
好，這下您就知道了：資債相抵，國有資產您不僅拿不到，你還需要在你個人的資產中要拿出11,761元人民幣付債，換言之，每個三口之家的淨負債是35,283元人民幣。
這是怎樣的“美好”日子呢？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雄踞在金字塔頂端的佔總人口5%的“權貴階層”。他們中的佼佼者在城鄉人口中不到1%，即四百八十萬至五百萬人，每人都家纏千萬元以上財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幹子女、親屬。這些暴富者構成中國的權貴，然而他們財路卻著實不明，分起來大概有三條：
第一條，八十年代中期至後期，官場操控經商，倒買倒賣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叫「空手盜」。
第二條，九十年代初，除了繼續操控倒買倒賣國家計劃分配物資和進出口物資的批文外，炒買炒賣國土，大批有背景的公司南下，靠有來頭的中央頭面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數千萬、數億元免息、免擔保借貸，炒買炒賣國土、炒買炒賣上市股，當然這裏是誰老子官大，誰好處最多。比如總書記的長子之類都是悶聲好發財的典型。
第三條，九十年代中期至二OO一年，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在引進外資過程中留成、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佣」等。自去年國家主席在香港「財富論壇」上把親自把長子介紹給那些世界巨賈後，這類買賣做得最順手的當然又是中國第一公子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些權貴資本儘管可以呼風喚雨，但卻無法平民怨，也無法給自己對財富的佔有合法化，一切都只有在暗中以見不得人的“腐敗”形式進行。加之中國經濟、金融危機四伏，這就造成了每年比外商投資還多的資本外逃。留下的人也是人心惶惶，“不知何時一覺醒來，就甚麼都沒了。”於是每人人手一本到幾本外國護照。
從下看到上之後，我們還能短視在這裏的人云亦云：“人民日子好過了”嗎？
(二) 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一枝獨秀”嗎？
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人民幣堅持不貶值，為中國管理層掙足了面子，並贏得了國際輿論非常慷慨的讚揚，但這一政策卻是以農民及其他低收入階層進一步淪落為代價的，也可以說是人為的外匯管制不過是上文中提到的權貴階層洗劫社會財富的一次具體表現。因為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由於人民幣堅挺，中國下層階級的勞動力價格被人為高估，這就限制了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考慮到中下層人口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有的絕對份額，這個代價其實是相當巨大，而且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代價。
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為主的中、高層收入者，尤其是高踞“權”“錢”金字塔尖頂的壟斷和權力資本卻享受了人民幣堅挺的絕大部份好處，比如人民幣的堅挺大大增加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能力，同時對那些主要依賴進口設備、原材料並大量使用國外債務的壟斷企業和權貴資本有利，比如電信等壟斷企業。在中國的城市，幾乎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領域都與進口密切相關，人民幣的堅挺的確大大刺激了中國城市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胃口，這大概就是許多外國資本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了一個中國中產乃至資產階級的真實原因。
然而這個具有“樣板意義”的中產階級的基礎並不牢靠，因為這是一次匯率管制所導致的突擊性的財富轉移。中國農民一直是中國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種被動的承擔並非是由於他們的愚鈍，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遠離權力中心。所以，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的懷疑：人民幣的堅挺是不是也是一種體製的“故意”－－強勢階級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觀政策的尋租？雖然從長期看，中國農業問題可能主要不是一個匯率的問題，但人民幣的人為堅挺，卻在這幾年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弱勢階級的困苦，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看清楚了這樣的真相，難道我們還能認為，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嗎？我們不過是將這種衝擊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給了中國的弱勢階層罷了。人民幣沒有貶值，僅僅說明了中國有可以人為控製的“外匯管制”，僅僅說明有人要竭力維持一個名不副實的強國形象，而不能說明任何其他問題。
(三) 中國申奧“成功”了嗎？
能主辦2008年奧運會，每個中國人都似乎應該引以為豪。不過我們將要為這點自豪而付出相當的代價。中國政府宣布要花費350億美元來進行這次奧運會，並論證各類經濟上的“好處”，這些所謂“好處”就恐怕連炮製這些論點的人自己都不會真誠相信的。
論點一：“中國申辦奧運會會使中國國民經濟每年可以增長零點三個百分點”
亞洲金融危機中， 中國財政赤字政策對刺激經濟起了決定性作用。曾有多方估算過，認為該年的10,798億元支出促進了1.5%~2%的GDP增長。即便照此類推(實際誰都知道在中國政策投資的效率低下，這也是赤字政策要淡出的呼聲越來越高的重要原因) ，每年0.3%的增長率要至少每年1,500~2,000億元的投資。設若350億總投資平均在未來七年中，每年才只有50億---投資效率一下猛漲到30~40倍。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哪裏來的這麼高的效率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政府還需要招商引資嗎？我們相信全世界的資本都會爭相恐後地跑到中國。
論點二：“北京市將因為申辦奧運會而增加150萬個工作崗位”
按照國際一般的規律，投資15萬美元就可以製造一個就業機會。即使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以5萬美元計算，350億美元的投資，只能製造70萬個就業機會。如果按照這樣的計算，可以有投資350億美元就可以製造150萬個就業機會這樣的經濟奇蹟，中國政府早就不應該再為國民的失業發愁。
論點三： “中國在今後每年會有100萬人到中國旅遊”
且不說目前到中國去旅遊的人數有多少，就是算每年又新增加了100萬人到了中國，每人在中國消費二千美元，總金額不過是二十億美元，扣除成本還剩下多少？以平均利潤為20%計算，毛利潤不過為四億美元。7年總量不過28億美元。可是您知道350億的成本，光是利息就會有多少呢？
等等等等。奧運，猶如APEC會議中上海浦江的禮花之夜景，雖漂亮，但終究不過曇花一現，表面文章而已。有誰想過那些錢是農民父老們多少年的收入呢？
(四) 我們應為中國入世而歡呼嗎？
中國入世談判談了15年之久，中美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終於在2001年九月份就通過了。歡呼之餘，您有沒有想過一點：為甚麼這麼多年以來中國從上到下沒有幾個知道究竟WTO的條款是甚麼，老百姓到底有哪些責、權、利？在協議簽署的第二天，美國各大公司就著手研究、培訓。而為甚麼中國人三個月後, 也就是協議正式生效後才看到非官方出版的中文版(中文版在國際上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而英文原版翻譯成中文版，中間可耍的花樣就多了；反正出版者不是官方，將來有誰打文字官司也抓不著人吧)？
這不是說WTO不重要，否則中國幹嘛費那麼大勁呢？是恰恰相反，WTO太重要了，重要到有關高層必須以瞞天過海之術來實現其中的巨大陰謀。一言以庇之，WTO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面接受西方遊戲規則及社會、法律體制的重要條約，然而所謂西方文明所能留給中國的位置則是以大概整整一代甚至幾代人的淪為“世界工廠”中被壓榨的奴工為代價的。這種壓榨，不僅僅來源於西方資本家，最令人防不勝防的是本國權貴資本的在其中的聯手：據說談判中，美方曾要求加進保護環境和保護勞工權力的條款，然而卻被中方一口拒絕了！可以說，今日的中共早已經蛻化為權貴利益政黨，說“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話只能是“羊皮”一張──聊以披掛，以掩“狼”形而已。
有例為證：
比如台商王永慶的在大陸的企業虐待中方工人，遲到了一分鐘就罰他們站，還讓脖子上掛一個3~4斤重的牌子，站在天橋上面幾個小時，有人都昏倒。有好事者去幫忙打報不平，結果被慢條斯理地請到辦公室坐，對面是一張大照片，是王永慶先生和他的太太和江澤民父子倆的合影，在這種情況下能有甚麼處理結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台灣的商人在台灣民主化以後是不敢做這種事情的，香港老闆在他的本土上他也是不敢這樣做的，那麼為甚麼“桔生江北為枳”了呢？為甚麼西方大公司那麼看好中國呢？因為中國沒有像美國甚至港台一樣成氣候的勞工組織，廣大的廉價勞動力可以任由宰割，中國的權貴資本還從中幫忙，默許甚至協助了虐待工人的這種行為的存在，所以老外資本家們才如此有恃無恐。至於背後有私下交易，老百姓也不清楚，只是一條，根據計算，中國因為貪污腐敗受賄造成的損失從1996年以來逐年在上升，佔中國GDP總份額的13~16%。
難怪有人認為，WTO並不是造成衝擊的唯一原力──現存的體制才是。
(五) 中國政府到底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1800年時，中國佔世界總產值的33%，歐洲當時是28%，美國只有.8%；
1900年時，中國下滑到6.2%，歐洲則一舉佔到62%，美國升至23.6%；
1997年，中國GNP佔世界總額的3.5%，美國是25.6%。按人均GNP算，中國排名世界第81；即便是按購買力平價匯率，中國人均GDP也只是排名第65。而按照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國更是遠遠的排在了隊尾：第107位，比阿爾巴尼亞和納米比亞略好。
或許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中國近年來奇蹟般的經濟增長率，不過呢，考慮到中國近年來中國的GDP增長率中有2~3個百分點是指生產出來的賣不出去的存貨，三個百分點是指農業人口進城而帶來的一次性增長，還有一個百分點是政府基建支出(一位老美經濟學家告訴我，他在中國住的旅館對面是一棟25層大樓，而整棟全是空的)──中國的有效增長率幾乎是負的！至少中國的當家總理印證了這個結論。
那麼，中國政府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呢？
對中國情況沒法了解的老外經常被江澤民“秀”得暈頭轉向，覺得江澤民花起錢來真是大手筆，比美國總統大方多了。
中共建國50週年的時候，本來政治局的決定是按照建國三十五週年的辦，但江XX講話了，“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主要算政治賬，不要過於拘泥於經濟賬。”可不是嗎？總書記親自登台，不卯足了勁兒“秀”一下怎麼行？於是呢，這一下子連大閱兵，帶全國搞“獻禮工程”一共扔進去1800多億元人民幣，夠全體下崗職工兩年生活費的。朱鎔基不止一次說：“美國別說五十年大慶，就是百年大慶，它華盛頓敢這樣搞嗎？誰搞誰下台。”
2001年，江XX做東，在上海召開APEC會議，一次《今宵如此美麗》的”燄火秀”，又燒掉了300萬美元。江澤民還連聲說這錢花得“值得”，那時候他想必故意忘了中國有一億農民一年的收入連500元人民幣都不到。
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2000年部長級會議”，江XX答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對非洲國家提供發展援助，隨著中國的發展逐步擴大援助；在未來兩年內減免非洲重債貧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100億元人民幣債務；
2002年7月，江XX以1億3000萬美元援助瑙魯，換取建交。
中國向埃及提供各種援款共33筆，總金額約合11億多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3億元人民幣。
1999年，江XX繼續向南亞部份國家提供援助，同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等國政府簽訂了新的援助協議，新提供無償援助1.38億元人民幣，優惠貸款1億元人民幣。
1998年底，江XX向蒙古提供了1億元人民幣的優惠貸款和3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2000年7月，江XX向塔吉克斯坦提供5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2000年11月，江XX向柬普寨提供1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2001年11月12日，江XX在會見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時，“為表達中國人民對盧旺達人民的友好情意，推動兩國友好合作，”向盧旺達政府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無償援助。
1999年，中國答應向柬埔寨提供15億人民幣（大約2億美元）的優惠信貸；4000萬元人民幣（大約500萬美元）無償援助。
2002年5月，中國向阿富汗提供３０００萬美元無償援助。
中國方面向白俄羅斯提供了1千萬元人民幣的人道援助；向摩爾多維亞提供了100多萬美元的無償援助；向烏克蘭提供1百多萬美元的經濟援助。
2002年3月，江XX再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此外江XX對於北朝鮮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羅馬尼亞、摩爾多瓦以及其他歐洲小國，還有南美及非洲國家的援助報導也不時見諸報端。
不知道讀者讀著這些數字的時候，做何感想，我的眼中不時浮現起的就是中國政府在做“希望工程”宣傳時，那些因為交不起300元錢學費而失學的兒童的眼睛。還有就是河南艾滋村民們絕望的目光。
不過老江也不是傻瓜，花那些錢並不冤枉：君不見歷年的聯合國會議上，有關批判中國人權狀況的動議都被擱置了嗎？君不見今年美國還被我們踢出了人權委員會嗎？這些沒有人民幣外交怎麼能做到到呢？怎麼能讓咱們的權貴資本家們放心大膽的壓榨老百姓呢？這種壓榨，別說人權了，連精神到肉體都要牢牢的控制住才成呢。
(六) “青蛙效應”
這一切的進行都戴在 “漸進改革”的帽子下面。好像這一切由此而有了理由，一切也都可以以“國情若此”而無須由任何人來負責。身處其中，呼吸著日漸浮華和腐化的空氣，似乎讓人不得不想起那個著名的“青蛙效應”：
青蛙若被扔到沸水裏，它一下跳出來，也就有了生路；如果是在冷水裏，然後慢慢慢慢加熱，它就會待在那兒，直至燙熟。
被“燙熟”的您猜是甚麼？
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到中國旅遊，吃驚的聽到導遊小姐講起瀋陽一貴族幼兒園一個月費用700美金，口吻還頗為羨慕，而對公立幼兒園不教娃娃電腦和英語，不屑一顧。不巧的是這位經濟學家是搞勞工經濟的，於是開始問他的導遊小姐，現在大陸普通工廠裏的工人工資是多少？小姐告訴了他一個數字。又問，那麼比較中等的生活費用是多少？小姐又告訴他一個數字。這兩個數字擱一塊，老美經濟學家覺得這似乎意味著廣大的中國勞工兄弟們是過不上比較像樣的日子的。如是發問，小姐倒是振振有詞，答曰，誰讓他們不受教育，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呢？於是再問，那麼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又要多少錢。小姐再如實相告，這位老美更是納悶：這麼貴的教育，讓普通勞工階層如何消受得起？“這個，”小姐語塞一下，說，“他們總得想辦法。”
一趟旅遊回來，這位老美印象深刻的不是中國現今社會嚴重的不平等，而是國人對這種不平等的麻木不仁，和“有錢光榮，沒錢可恥”的拜金觀念。“我在中國碰到的每個人都認為腐敗很成問題，但是他們對自己身在其中能得到好處時似乎就忘了，對這種制度性腐敗卻熟視無睹，很接受。”
這是為甚麼？
因為我們的耳目被太多這種似是而非的“煙霧彈”所掩蓋了，我們的心靈被眼前既得的些微小利矇蔽了，而我們的道德底線早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喪失了。
尤其嚴重的是處在社會中層的的知識分子、公務員、技術人員等，他們本身有在改革這一社會財富大瓜分中受益。於是我們看到很多甚至被自甘用來當槍使的“***學家”，尤其自稱搞經濟的學人們。不願意沉默的“良知們”也只好轉入地下或是去國離鄉。因為在西方國家，是媒體監督政府，而在中國，則是政府監督媒體。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眼中的“先進生產力代表”不還雄心勃勃的要建成獨立於國際互聯網之外的中國網嗎，其實盡可以將它稱為“中國大監獄網”或是“袁世凱牌順天時報網”，把當年辦給袁世凱一個人看的報擴大成全國人民的版。
然而當這些“良心”們被這些從上至下的謊言慢慢燙熟時，你能想像社會是甚麼樣嗎？
其實也不用想像，睜開眼看看就行。
前兩天，終於有個蠢東西在各大報紙的頭條，煞有介事的講要“千方百計的解決失業問題”，好像只有十六大之前這問題才凸現出來，於是乎，大家都要靠做“秀”來解決：
這個“千方百計”包括對付工人、農民的抗議仍用大棒加一點點胡蘿蔔：中國人如果受到種種盤剝不作聲沉默的時候，他還算人民，只要他們起來聚會抗議說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那麼立刻就成了敵人。從1995年以來每年500人以上的小規模騷亂大概都是5000起以上，去年高達8000多起。
然而隱藏在這些數字下的事實是：與波蘭團結工會不一樣，中國的大眾沒有政治訴求，他們拉出的橫幅標語只是“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每每結局是大棒打向工人領袖(抓去坐牢，能否活著出來都是問題)，而參與者得到“胡蘿蔔”，比如發幾百塊錢，儘管這“胡蘿蔔”是越來越小。然而令人心寒的是，當工人領袖坐牢出來後，當年的參與者甚至連招呼都不會打的很熱情，甚至索性臉別到一邊去。
嗚呼！是誰，偷走了中國人的良心？！當一個社會的基本正義感要靠政治口號來倡導和維繫時，這個社會、這個統治者離它的末日還有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