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10月20日】（[注]本網站所轉載的參考資料皆為非修煉界人士所撰寫，不一定和法輪功學員的認識相同。）由於最近世界經濟的衰退，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得以凸顯，於是讚譽和鼓舞接踵而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成了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中國的經濟確實表現得比某些國家好一些，但也存在著很多問題，特別是有很多因素令人隱隱擔憂。
一、財政舉債拉動經濟並非良兆
自1998年起，中國經濟就進入了政府拉動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政府通過發行國債而上馬的工程，這些工程大多是基礎設施、公益事業和新建國有企業。中央財政為此增發數千億元國債，加上配套資金達數萬億，安排項目約為1萬多個。靠著如此巨大的財政資金投入才遏制住了經濟不斷下滑的勢頭，使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看來這一政策將不得不延續下去，那麼到2004年，建設國債總額可能要發行到1萬億元左右，配套資金累積可能會達到8萬億元。靠發行巨額國債來拉動經濟並不是甚麼良兆，企業沒有投資意願，找不到投資機會，只有政府從銀行借錢來從事直接經濟效益不明顯的長線投資，不僅降低了國民經濟的總體投資效率，而且擴大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這既是計劃經濟的一種變相回潮，也意味著企業發展前景不良。
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有代表對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一些經濟專家只注意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對國民的生活狀況全然不關心，心中沒有民生觀念。但這種聲音相當微弱。
二、經濟發展陷入“樣板戲”模式
更值得深思的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正陷入一種“樣板戲”模式。個別大都市（最突出的即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大連等城市）的建設遠遠超出其他中小城市，大量資金聚集在這幾個大都市，其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甚至在有的方面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城市建設水平，成了“代表”中國經濟發展的“樣板”，也是全國經濟唯一的“亮點”。而與此同時，絕大多數中小城市的企業則正陷入破產、半破產狀態；多數鄉村和邊緣地區也在迅速衰落，佔總人口70％的農民只能佔有國民所得的16%。中國經濟能靠這幾個大都市“唱樣板戲”來實現“一枝獨秀”嗎？
中國是個需要依靠工業化來維持經濟的發展中國家，而目前工業發展也出現了“樣板戲”現象。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1年中國的工業主要靠5大地區和6大行業支撐著。這5大地區是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和浙江，其工業增加值佔全國的48.5％；6大行業是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電力行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冶金業和紡織業，其銷售額佔全部工業銷售額的42％。這組數據表明，多數地區和多數工業行業正逐漸凋零。
2002年3月底筆者到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參加“藥都”論證會，市長臧勝業痛切地說，我們之所以集中力量發展藥業，是因為石家莊市的其他產業都垮掉了。該市以前發展過洗衣機、電冰箱、摩托車等產業，但現在沒有一個能保得住的；石家莊以前還是中國的紡織業重心之一，有10多萬紡織工人，但全市紡織業早就一蹶不振了。至於縣級企業的淘汰就更厲害了。80年代中國興起了一波鄉鎮企業發展熱，現在許多鄉鎮企業也都垮了。在河北省的張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個景氣的企業，城市財政已十分困難。這在許多中小城市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隨著資金和人才集中到少數大都市和個別工業行業，廣大內陸省區的經濟發展陷於停滯狀態；同時，多數中小城市居民和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成了“無源之水”，他們的消費能力日益萎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自1997年以來出現了持續至今的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無論政府如何用國債拉動需求，始終無法奏效，物價連年下降，通貨緊縮揮之不去。確實，當“少數富人有錢無處花，多數窮人沒錢花”的局面日益固定化時，內需怎麼可能重新振興呢？這種情況倒是與馬克思的“生產過剩理論”沒甚麼區別了。
三、“泡沫經濟”和虛假繁榮
儘管中國的農業和多數工業處於嚴重的不景氣狀態，但卻出現了充滿“泡沫經濟”特徵的股市和房地產業。大量資金從產業部門游離出來，進入“泡沫經濟”領域，希望通過投機獲取暴利，造成了這兩個行業的虛假繁榮。
由於國內商品市場秩序混亂，利潤微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第一、第二產業的資金已被最大限度地抽了出來，向“泡沫經濟”領域轉移。從80年代起，農村流出的資金就一直大於流入的資金。近幾年來，在銀行系統加大金融風險管理的情勢下，資金更加向上集中。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認為：“在銀行不良資產比重畸高且中央銀行又將不良資產比重下降作為各商業銀行業績考察指標的情況下，四大銀行都產生了兩種現象：一是存款資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產生‘虹吸效應’，即自動向上級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貸款資金支出上產生‘擠牙膏效應’，即基層行貸款權被大幅上收，層層授權後，基層放款權越來越小。這兩種效應交互發揮作用後，就產生了一種現象：四大銀行在資產運用上傾向將資金較多地投向安全的債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
王松奇先生未提到的是，銀行資金除了大量投向債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外，還投入了股票市場，2000年中國股市的暴漲就與大量銀行資金的湧入有關。中國至今沒有真正的商業銀行，當局不想辦法改革現有的國有銀行體制，卻對發展股票市場的投機活動有明顯的偏好。這些年全國各地冒出許多證券交易所，數千萬市民每天擁擠在股票交易廳裏“炒股”，整個社會投機風氣盛行。中國的實物經濟才發展到初級工業化階段，而金融證券業的資本市場卻“繁榮”得接近西方國家的程度。從表面上看，金融證券、房地產等第三產業的“虛假繁榮”給政府帶來了可觀的稅收和利潤，但長此以往，金融證券和房地產等行業的投機熱和“虛假繁榮”必然過多地佔用第一、第二產業急需的發展資金，嚴重損害第一、第二產業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其結果只能是扭曲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妨害經濟資源的充份利用，造成社會就業的減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2002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許多外國專家提出了寶貴意見。世界銀行副行長南卡尼提醒中國：“要把國內發展放在第一位”。經合組織經濟部副部長安德魯.迪安建議，中國要優先考慮三項改革，第一項就是進一步改善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使中國能更好地發揮其生產潛力。經合組織的一份中國問題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有4個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必須解決大量失業及資源重新配置問題。這些建議和研究應該被看做是對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警告，中國目前的這種非人本的、漠視民生的、非均衡的“樣板戲”發展模式，連許多外國人也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要改變這種發展模式卻非易事，受益於“樣板戲”發展模式的少數都市居民、壟斷行業和個別社會階層都不願意降低已經抬高了的生活水平，在扭曲的市場經濟和政策的主導下，短視、投機心態極重的牟利行為仍在繼續把資源集中到少數發達地區。
四、收入分配的兩極化及其負面結果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連續幾年出現通貨緊縮，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出現了嚴重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別；相當一部份國民收入被少數富人所擁有，而佔人口大多數的民眾收入微薄。
僅從幾個最近已經審理的貪污案件即可看出，中國目前財富的高度集中已達到甚麼程度。原瀋陽市長慕綏新的貪污額為1,300萬元，副市長馬向東的貪污額高達2,000萬元；原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的貪污額為4,000萬元；原港澳國際公司董事長李耀祺在職期間貪污公款1,244萬元、港幣137萬元，還伙同他人貪污公款4,900萬元；原深圳市委副書記王炬貪污了2,000萬元，並利用職權讓其子女貪污5,000多萬元。只是這5個人及其親屬侵吞的社會財富就達2億多元，這相當於10萬個農民一年的收入（按農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計）。
在中國目前的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現狀下，佔人口百分之幾的權勢者以非法或不正當的手段斂集了巨額財富後，往往不敢公開運用，而只能悄悄地藏起來或轉移境外，結果這些財富或者是成為沉澱資本或“死資金”，或者是成了讓外國運用的資本。私營企業主的財產運用也有類似特性。這是導致當前中國內需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可以解釋以下兩個宏觀經濟現象：其一，近年來儘管貨幣發行量很大，M2的增長率連年超過GDP與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但社會需求依然乏力；其二，當前銀行存款餘額居高不下，存貸差高達3萬億元，民間投資一直處在低增長的狀態。社會財富中相當大的部份在收入分配兩極化的過程中變成了無法形成有效需求的“沉澱資金”，儘管經濟學家仍然把這部份財富計為總需求的一部份，但實際上這數萬億資金是“虛假需求”；而佔人口大多數的鄉村民眾和城市中低收入階層，卻苦於收入短拙，消費能力萎縮。由“虛假繁榮”而產生“虛假需求”，是中國經濟無法擺脫蕭條的根本原因。
五、“權貴擠壓平民”與“嫌貧愛富”
隨著收入分配的兩極化成為一種常態，中國的宣傳和政策也越來越偏袒有錢人；改革開放以前是對有錢人仇恨有加，批判起來不遺餘力；現在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對不當致富的人及其行為緘口不言，好像生怕得罪了他們。事實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對中低階層擠壓的基礎上；許多人的“富起來”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動的結果，而且他們積聚財富、隱藏財富的方式不可能帶動社會其他階層經濟狀況的改善；在他們迅速致富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佔人口大多數的民眾正經歷著相對、甚至絕對的貧困化。[1]
富人對窮人的擠壓還表現在城市建設方面。例如，全國有70多個城市限制摩托車在市內行駛，同時卻鼓勵人們購買私人轎車，結果大眾化的摩托車不能普及，而市內道路因轎車佔用的路面面積大變得更加擁擠，塞車導致的汽車廢氣排放越來越嚴重地污染著市內空氣，損害著行人和騎自行車者的健康，也降低了公共汽車的走行速度；又如，為了方便城市中有車的富人，城建部門修建了大量高架橋，交通管理部門則增加了許多道路護欄，這些設施也妨礙著無車人的行走便利。這是典型的保護有車的富人和官員、歧視平民的政策。
今天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更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別。市場機制之所以在中國這麼快就產生了貧富兩極化，關鍵在於市場機制結合了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用一個形像化的公式來表達，即市場機制+特權壟斷+不平等競爭=貧富差別。而宣傳部門則竭力掩飾這種現狀。最近，中國的媒體和網絡上就“誠信”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許多看法只是就事論事，很少看到社會喪失誠信的深層原因是甚麼。
改革走到了今天，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成了“犧牲品”，淪落為徹底無望的邊緣群體。他們面對的不僅是生活中的無盡苦難，更多的還是心理上的失衡。一些人因此鋌而走險，這就是為甚麼這些年裏中國社會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中國公民所享有的發展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權利的大小主要取決於他是否有權或有錢。無權無錢的弱勢群體本來在社會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種種歧視性政策，不是扶弱濟貧、“雪中送炭”，而是嫌貧愛富、對權勢集團“錦上添花”、對弱勢群體強調“‘優’勝‘劣’汰”，結果必然造成“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馬太效應”，即社會兩極化不斷擴大的嚴重後果。
六、“泡沫經濟”遊戲和上億勞動力閑置並存
由於大量資金聚集到證券業，不斷炒高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從GDP的統計數字上看，經濟似乎在不斷增長，但實物經濟並沒有變化，也未真正形成物質資本或增加實際財富，更沒有就業的增長。這種虛假繁榮和經濟增長的“泡沫”數字卻往往被刻畫成“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特徵。只要股市或房價下跌，社會財富便急劇縮水，銀行不良債務便大量出現，甚至隨時可能導致銀行的資金鏈條斷裂，引發金融危機。2001年的中國股市已經預演過一次了，當上海證券市場的股票指數跌到1300點時，全國金融界都出現了異常緊張的氣氛。
中國目前有許多領域急需資金，若把在股市上投機炒做的資金運用到實物部門，既可增加就業，也可改善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但現在無論是企業還是各級政府似乎都無意於此，而是唯利是圖、麻木不仁，責任心和良心日益淪喪。與此同時，失業和待業現象與日俱增，上億勞動力待在家裏、無所事事，而當局對此卻熟視無睹，甚至認為問題不大。前不久筆者在家鄉山東省蓬萊縣的村莊裏驚訝地發現，到處是一群群整日打麻將度日的人，其中許多人是青壯勞動力。不僅在農村如此，在許多中小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閑置勞動力把時間消磨在麻將桌上。據統計中國的未就業者佔勞動力的31%，實際上這是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中國現在真是無活可幹了嗎？作為一個整體上經濟尚屬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全國卻有這麼多的勞動力無處就業；另一方面，股市炒作依舊方興未艾，剛成立的幾家“開放式基金”機構，幾個人或十幾個人就操縱著幾億甚至幾十億元的資金。這種景象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經濟一枝獨秀”的可靠基礎。
七、唯利是圖和騙局充斥的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進取精神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但近年來中國的社會制度環境正在走向反面，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不講效率變成極度的唯利是圖。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環境裏，人們只看重金錢和財富；利益拜物教和金錢崇拜不僅滲透到國民的意識中，更體現在法律和政策規定上，這是很危險的現象。[2]
企業大量從事仿製和假冒產品的生產，就是當前唯利是圖的經濟倫理泛濫的表現之一。不僅許多小企業和個體業主如此，連大企業也群起仿效。2002年3月中央電視台的“經濟半小時”節目就報導了中國的玻璃行業仿製外國名牌產品的現象，連“福耀玻璃”這樣的大上市公司的老總都在電視鏡頭前承認確有仿冒外國品牌的做法。目前中國生產的全部藥品中97%都是仿製藥品，有自主開發能力的製藥企業所剩無幾。[3]
由於企業行為越來越唯利是圖、商業倫理敗壞，經濟活動中充斥著弄虛做假和商業欺詐。例如，中國的糧食系統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幾年前虧損數額就已高達2,000多億元；實際上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恐怕已難查清。[4]銀行系統則是另一個典型。《經濟日報》去年刊登的“中國銀行業存在多少風險”一文披露：當前中國銀行業虛報浮誇、瞞天過海比比皆是，假存款、假帳、假簿、假報表、假利潤、賬外經營，愈演愈烈。一些金融機構為了小團體的利益和個人利益，逃避金融監管和財務監督，採取賬外吸存、賬外放貸、賬外拆借以及私設金庫、在境外註冊融資性公司、境外融資境內用款、將利潤直接轉移到境外等辦法，進行賬外經營活動。[5]銀行業內部制度如同虛設，服務功能弱化，信譽下降，該行業已成為經濟案件高發行業，內部作案、內外勾結作案、合作詐騙、盜竊庫款等情事接連發生，涉嫌金額動輒幾百萬、幾千萬以至幾億元。銀行幹部利用職權貪污受賄的發案率也居高不下，銀行資金和公眾儲蓄損失慘重。此外，目前中國的“教育儲蓄”實際上是魚目混珠，“實名存款”也有名無實。
2001年中國的股市“兵敗如山倒”，其原因也是“莊家”和上市公司聯手“做局”的騙局暴露。事實上中國的股市就是一個由政府坐莊的大騙局，揭開掩簾一看，滿眼盡是“假冒偽劣”。一旦真相曝光，投資者信心必然受到極大打擊，上市公司的威信也早晚會一敗塗地，如此之股市豈有不暴跌之理。
八、隱患還來自政府的高負債率
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還表現在國家財政對借債的嚴重依賴上。究竟中國政府的負債率有多高？官方公布的數字與一些研究機構得出的數字相差很大。例如，世界銀行認為中國財政的負債率已經達到100%，而中國官方統計的負債率只有35%。之所以出現這麼大的差別，主要是對政府債務的計算方法不同。從帳面上看，2000年底中國財政的債務餘額是1.3萬億元，僅佔當年GDP的14.6%，比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還差得遠。但中國的現實國情是，國家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實際上都是中央財政的債務，西方經濟界一般也是這樣看的。例如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迪帕克說：“中國政府的債務有時完全可以維持，這為通過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留下了很大的空間。但另一方面，隱性債務（hidden debts）以及或然債務（contingent liability）大量地存在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或然債務”就是隱性債務，它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比如，近年被4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出去的銀行不良資產就屬於“或然債務”，這筆不良資產的數額高達1.4萬億元，其中債轉股4,000億元、呆滯貸款8,000億元、壞帳呆帳貸款近2,000億元。即使國有銀行將1.4萬億元不良資產轉移到了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帳上，全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仍佔其總資產約25%，至少達2萬億元。如果將轉移到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帳上的1.4萬億銀行不良資產與目前仍計在銀行系統帳上的2萬億不良資產合併計算，僅銀行系統的真實不良資產就達3.5萬億元左右。若加上目前約1.5萬億元的國債餘額，國家債務即高達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國有企業的負債考慮（其總數約為2萬億元），以及全國縣以下鄉鎮政府的負債（估計約為5,000億元），政府總的負債規模大約在8萬億元左右，與目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9萬億元已相當接近。因此，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已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00%是有根據的，這已大大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
當然，中國是公有制國家，國家債務有雄厚的國家資產做後盾，這一特點使中央財政抗風險的能力高於私有制國家。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央財政的負債實際上是整個國有資產的負債。目前中國地面以上的國有資產約價值10萬億元，地面以下還有龐大的待開發的潛在國有資產，如此來看，現在中國的國家負債率還未達到危險的程度。但以國家資產來擔保國家債務可能導致兩種結果：其一是國家的稅收和國有企業的贏利要足夠大，以保證如期償還即期債務；其二是當以上收入不足以償債時，就只能出售國有資產了。目前，財政部門實際上已經開始考慮出售國有資產以維持財政收入，“國有股減持”方案就是這類手段之一。
九、“奧運會”和“世博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舉辦“奧運會”就是提升國力威望的好機會。但“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未必是單純的激勵，相反卻可能是有利有弊的。根據以往各國舉辦世界重大體育賽事的經驗，經辦體育盛會既可以幫助經濟發展，也可能危害經濟發展。“奧運會”可能使一些大商家從中牟利，但由於要把大量稅收用於體育場館建設，民眾的收入將減少。西方國家的一些研究證明：舉辦體育賽事可以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國家，但不必讓人們以為這種賽事能使百姓富裕起來。
據測算，為了舉辦“奧運會”，在2008年之前北京市總共要投入約1,500億元的建設資金，全國總投入將達到3,000億元。目前中國每年的中央財政教育經費才300億元，辦一次“奧運會”的花銷相當於10年的教育經費。顯然，經辦“奧運會”的這筆巨額經費必然要擠佔財政的其他項目的正常支出；財政收入有限，辦了“奧運會”就幹不了別的，建了北京市就無法建設其他省市了。
此外，根據國際經驗，每一次重大體育賽事對舉辦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往往都比賽前的估計小得多。其主要原因是，體育賽事只在有限的時段內進行，它對當地經濟的短期刺激只能是短暫的，賽事前和賽事期間固然可能支持當地的經濟繁榮，但賽事結束後當地經濟卻會經歷連續幾年的下滑。美國1994年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時，原估計將帶來40億美元的經濟收入，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舉辦賽市的城市當年的經濟增長率比預期的低得多，整個地方經濟實際上損失了40多億美元。日本為了舉辦1998年的長野“冬季奧運會”，先後花費了190億美元來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設施；但“奧運會”結束後，長野市卻經歷了一段痛苦的“後奧林匹克衰退”，同時，維修場館設施的高額保養費進一步加劇了長野市經濟的衰退；1999年，長野市的製造業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業宣布破產，創下了“二戰”以來當地經濟衰退的最高記錄。
所以，耗費巨額資金經辦“奧運會”，其經濟上的浪費無疑是巨大的。目前上海市還在申請舉辦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如果獲得了舉辦權，上海市將不得不為此投入2,000億元。如此則“奧運會”和“世博會”兩項短期國際性活動將在今後8年內牽動整個中國圍繞著北京和上海轉，所有可能擠出來的資金都不得不投向北京和上海這兩大都市。這兩個都市與其他城市的差距就拉得更大，全國的總體內需將長期萎縮，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擴大，不均衡發展會表現得更為突出。就全國而言，成功地舉辦這兩個重大國際性活動，未必會帶來多少好處；相反，副作用卻十分明顯，其後果早晚會爆發出來。
十、中國的改革到底應該改甚麼？
面對中國出現的通貨緊縮和經濟增長乏力，學者們一致認為出路是進一步改革。但究竟需要採取哪些改革措施呢？許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深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上，如企業改制、在憲法中加入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文、調動私有企業和私人資本的積極性等。但筆者以為，僅有這種改革是不夠的，還要開放社會輿論，讓窮人說話，讓代表窮人的聲音說話，特別是給農民以參與和談判的地位，允許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組織出現，允許農民協會這類組織出現。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禁區”，政府的政策才會向弱勢集團傾斜，才可能通過財政和稅收槓桿來均衡社會財富，使中國的經濟走出疲軟狀態。
現在國際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停滯不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模式是“貨幣投入驅動”型，而非“生產力提高驅動”型。像克魯格曼這些著名的西方經濟學教授們實際上只是通過統計數字和經濟數學模型來考察中國，對中國的社會問題鮮有了解，說到底只是些書齋經濟學家，中國今天也不乏這樣的人。他們從數字到數字、從GDP到GDP，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卻全然無知。例如，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師在論述中國的GDP時說：“第一產業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產業多增長半個百分點就足以抵消農業滑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係到70%人口的農業產值下降幾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決非無足輕重，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生活下降是個嚴重後果。
認識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要有對現實經濟活動和社會實況的感性認識，只有深入了解社會，才能把握住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這個癥結並不在經濟領域之內，而是在經濟領域之外。若單純地就經濟論經濟，是找不到中國的出路的。
十一、“商女不知亡國恨”？
今年3月20日，中國北方的天空黃塵滾滾，這場罕見的沙塵暴是個不祥的徵兆，它是生態惡化的結果和經濟不均衡發展的例證。它表明中國的生態環境也像社會環境一樣，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區建設得花團錦簇，而西部一些邊遠地區的生態環境正在日益惡化。種種跡象表明，週期性的沙塵暴以及嚴重乾旱將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新現象，最終將影響到全中國以至鄰國。在生態和環境危機已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許多中上階層的人們仍在極力追求所謂現代化物質享受，這種“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發展”早晚要帶來生存災難。更讓人憂心的是，誰來關心中國？如果依照某些擁有權勢的“先富起來”的人的行為，中國的結局將令人心怵：富人與權貴通過“與國際接軌”，正將其財富轉移他國，他們自己則正在或將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員；而留在這塊國土上的則是被“淘汰”的貧困弱勢群體，民窮財盡。
解決中國目前難題的辦法還是要靠民主政治，讓各個利益集團有維護自己權利的機會，否則政府就容易淪為強勢集團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調整當前中國的政治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聽任中國的經濟沿著目前的道路滑下去，早晚會陷入嚴重的困境。中國社會的肌體正在患病，治病的“藥方”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保障制度，而不是鞏固目前這種使社會分化加劇的扭曲的市場制度。
【註釋】
[1] 在此試舉幾例：其一，中央電視台《老年》欄目最近連續播放了一對張家口老人進京打工的故事。他們每月只有300多元收入，還要撫養一個7歲的呆傻孫子。這家人常年的伙食就是自己擀的麵條，冬天腌上一缸鹹菜然後吃一冬。這令人回想起60年代那生活困難的歲月。可是，就在進入21世紀後繁花似錦的北京市，仍然有大批的人在這樣生活。這種狀況在中小城市更多，在農村就幾乎十分普遍了。其二，最近北京電視台《記錄》欄目播放了湖北荊州市一個退休工人家的生活，這對年近70的老夫婦僅靠300元錢的退休金生活，還要養活一個殘廢的兒子和一個上四年級的10歲孫女，他們不得不在家中養豬，以便賣豬掙錢。一個城市居民在家中養豬，室內衛生之差可以想見。這個退休工人若不是萬不得已，不會如此維生。這是中國多少年來聞所未聞的事。其三，北京電視台的“房地產”欄目關於家庭裝修的節目充斥著極盡奢侈豪華之內容。就“新新家園”的一個4室2廳3衛戶型單元而言，總面積250平方米，購房價約為200多萬元，裝修價約需30至40萬元，再加上家具，一個富人購買這樣一套房子至少需要開支300萬元。這還只是市內公寓的價格，北京市郊外的高級別墅一套房子就要價500至600萬元。
[2] 例如，北京市不久前制定了一項規定：凡納稅額超過300萬元的工商業主，可將自己和家人的戶口由外地遷至北京；而對普通的北京市民則嚴加限制，其外地配偶只有年滿45歲、婚齡10年以上方可遷戶口入京。顯然，在這種政策的背後，是財富、而不是公正在起主導作用。
[3] 見《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3月28日的報導。
[4] 據《經濟日報》2001年10月10日報導：有關部門針對全國的糧食系統組織了一次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清倉查庫工作，歷時4個月，清查了6萬個儲糧庫點，結果發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其一是弄虛作假，虛報庫存，套取政府的糧食收購資金和財政補貼。如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大彎糧站用虛假收購憑證和寄庫協議，虛庫套取糧油收購貸款並高息轉貸給下屬的麵粉廠和油廠，涉案金額達2,006萬元。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3個糧管所1999年虛開糧食收購單據，套取小麥差價款91萬元。其二是擠佔挪用糧食銷貸款，造成糧食虧庫。如吉林省伊通縣糧食收儲公司挪用銷糧款3,744萬元，造成糧食虧庫3,920萬公斤。其三是違規操作，造成庫存不實。如吉林省榆樹市外貿局局長以“幫助銷糧”為名，在原市糧食局局長同意下，從國家糧庫發運玉米584萬公斤，銷售後貸款被挪用，為了應付清倉查庫又開具假借條頂庫；安徽省壽縣大順糧站私自將48萬公斤糧食借給個體糧食加工戶，導致糧食長期虧庫；陝西渭南市臨渭區油脂公司擅自將中央儲備油作為商品油周轉使用，並擅自銷售28萬公斤；內蒙化德縣糧食購銷公司出現虧庫，為了應付清倉查庫，虛借給農民389萬公斤糧食。
[5] 這方面的實例舉不勝舉。例如，南方某城市有一家銀行的一個支行賬外經營的存貸款分別高達40多億元，幾乎超過其表內業務的規模；交通銀行某分行則採用兩本賬的辦法，在帳外違規開具信用證105筆，開證未付金額中瞞報數額佔62.7%；某銀行支行辦事處的業務員私自從事賬外經營6.7億元，僅向其自辦的8家公司就注資2.5億元；廣東某銀行賬外放貸5.78億元，最後形成4.4億元的巨額不良貸款；深圳某銀行動用20多億元巨額資金從事賬外經營，最後造成17.4億元的資金損失。還有不少金融機構把一些業務變成個人和小團體謀取私利的工具，賺錢歸自己、虧損歸公家，風險則轉嫁給銀行。
銀行亂開票據、亂搞貼水攬儲的現象也十分普遍。例如，某銀行地區支行違規簽發銀行承兌匯票達14.33億元，單是行長簽發的就有46筆共2億元；某銀行國際業務部自1993年開始，為18家沒有進出口自營權、無外貿背景的公司開出融資性信用證516筆，金額達7.39億美元；某銀行違規為當地一家商業股份制試點企業簽發銀行承兌匯票，迫使銀行墊款486筆，金額達17億元之多；沿海某市15家農村信用社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以高於國家規定的同期利率5.8個百分點的利息率攬儲，到1996年底，高息吸儲而來的資金在高息放貸中有75%成為不良貸款。
(原載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