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2年1月28日】我剛剛步入社會的時候，正趕上全社會貫徹執行共產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些敢於講真話的老知識分子、技術權威，出於對該黨的愛護、摯誠，在政治學習會上向黨傾訴衷腸，結果引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政治運動。人人要對右派進行批鬥、與右派劃清界線。有一次，單位開批判會，基層領導通知我去參加。那時，我還不到20歲，很幼稚，也很單純，對甚麼叫右派、右派怎麼向黨進攻的等等全然不知。但在“聽黨的話，黨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的教育下，在虛榮心的促使下，我連夜翻閱資料，從報刊雜誌上大量抄襲批判文章，第二天就在會上沒頭沒腦、語無倫次地給一位技術權威扣上了甚麼“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等等一大堆帽子，烏煙瘴氣地亂批了一通。會後，我的發言竟博得了“組織”的好評，真是越“左”越“革命”，其實那完全是彌天大謊，自欺欺人，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悔不自勝。講真話的人得到的回報是“向黨進攻”的大帽子，成了“階級敵人”，被開除工職、剝奪人身自由、強制監督勞動，或遣送回原籍監督務農。隨著歲月的流逝，我似乎逐漸地懂得了一些甚麼，在實踐中我也感受到這些“向黨進攻”的“右派分子”並不是甚麼壞人，更不存在甚麼“綱領”、“組織”、“計劃”和“步驟”，而是一些在事業上造詣很深的知識分子。我開始萌發出對他們的崇敬、同情和內疚。
事隔35年（1992年）後，曾被我批判過的那位搞排水工程的技術專家才終於得到了平反。可那年他已經77歲高齡了。77歲的他兩眼黯淡，雙手顫抖，拄著拐杖，彎腰駝背，步履蹣跚，老伴也早已離開了人間。一個本可為社會作出奉獻、大有作為的人，卻因為一句肺腑之言招來橫禍，被當權者的一頂可怕的政治帽子毀了一生，不可悲嗎？曾批判過他的我又怎能不內疚！這難道不是決策者的罪孽嗎？不值得每一個有良知的人回首反省、引以為戒嗎？
繼反右不足十年，當權者又親自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可謂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頃刻間，全國上空烏雲籠罩，萬馬齊喑，上至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兒童，都遭到滅頂之災。十年浩劫，多少人家破人亡，含冤而死，多少人身心遭受嚴重摧殘，留下了永遠難以癒合的傷痕。這一切的一切，難道不是當權者草菅人命，“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線所致嗎？
1999年7月20日，一夜之間全國又風雲突變，當權者在全國範圍內對法輪功群眾開展了大搜捕。他們原以為手無寸鐵的群眾是馴服了的奴隸，可以任其宰割，幾個月內鎮壓就可“完事大吉”。誰知法輪功不同。迫害兩年多來，雖然定性不斷升級，從禁止外出煉功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追捕，並施行高壓、酷刑、強制洗腦、長期關押、直至將人活活打死的血腥屠殺，又大肆利用殺人、爆炸等恐怖、暴力事件栽贓陷害，當權者可說是使絕了招術，竭盡了全力，而法輪功人員在被打壓中卻越打越勇，正應了其創始人所言，“強制改變不了人心”。
試問當局及其追隨者何不認真思索一下，這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為何明知要遭公安打壓、甚至面臨被打死的危險，卻還要對其信仰如此不顧個人安危、前仆後繼地維護呢？當權者為甚麼不能心平氣和地容他們講一句真心話呢？如果他們是要顛覆政府，為甚麼卻對政府如此信任、非得要找政府反映自己的心聲呢？在任何時候的表現又如此和平呢？如果連好人都被視為對政權的威脅，那麼這樣的政權又如何能鞏固呢？自古有言道，“失民心者失天下”，這場迫害將走向何方？迫害的結局又將如何？這難道不值得每個人深思嗎？善惡必報更是誰也逃脫不了的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