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1年6月17日】 得了法的人是最珍貴的，因為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常人沒有聽說過法，甚至相信了邪惡編造的謠言而腦中認為大法不好。如何能使他們了解法呢？ 我認為這是我們大法弟子的使命，也就是助師世間行。在國內時，我從向單位同事洪法到自己出去發傳單到走向天安門。在這期間接觸了許多大法弟子，他們為了洪法、護法而拋家捨業，冒著極大的危險而艱辛地忙碌著。來到多倫多之後，我看到國外的大法弟子們為了正法及講清真相同樣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辛苦及壓力下做著應該做的事。雖然環境不同，但付出是同樣巨大及了不起。師父在許多經文中都肯定了我們國內外大法弟子們所做的事，這些做得好的部份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正法中，要求一切都應該被糾正到足夠的正，一切不夠正的方面都會形成漏洞，從而被魔鑽空子。作為大法粒子，要想能助師正法，窒息外部環境中的邪惡，首先要正自己。不管做甚麼，只有思想和行為都真正符合大法的要求，才能最終把外部環境正過來。
我從前以為跟上正法進程就是更投入地去做法上的事，放棄自己的一切（事業、家庭、錢財及安全），用更多的精力去做。我想如果每一個大法弟子都這樣去做就可以了。對於法還沒正過來，我總是看到別人的不是，認為是那些沒走出來做事或做事不夠投入的弟子，是他們在拖整體的後腿。我從前認為我算是走出來的弟子，因為我從早到晚都在做法上的事，並且不懼危險。當我走向天安門時，我清楚這可能導致我失去出國的機會，失去親情、自由，也許還有生命。但我想護法的事是高於一切的，那些東西阻礙不了我。當我第二次從看守所被放出來之後，我母親及公公、婆婆圍著我哭哭啼啼，我先生已定好了出國的機票，向單位辭了職，但直到上飛機前的當天上午，我還在我住的樓裏發傳單。
但是，我沒注意到在這個過程中隱含著我的做事心。雖然我做事的步伐沒有被任何東西制約過，雖然我做事的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正法，從未把這些與圓滿及提高層次聯繫起來，但這仍然是遠遠不夠的。我越來越發現自己離正法時期師父對我們的要求差得太遠。師父要我們走出人來，這個要求是很高、很嚴格的。如果一個真正走出人的大法修煉者，他應該是神的狀態，遠離一切個人執著及七情六慾。在國內時曾有一個功友問我一個問題，她說我在周圍功友中，發傳單是最多的一個，為甚麼我在家裏還會和我媽吵架呢？還有一個功友說我們有一次在一個同修家吃飯時，我的盤子裏最後剩了半個餃子，他批評我做事不考慮別人。我卻認為他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正法的事上，而不該集中在這些小事上。我那時的注意力全在如何能做好每一件具體事上，甚至談到個人修煉的提高，我都認為這是一種私心。除了做大法工作中所涉及的事，其餘一切我都不關心。但是，正是長期處於這個狀態下，雖然我堅持學法，但是卻並沒有踏實地實修。雖然投入做事，卻帶著自己許許多多的人心，眼光總盯著做事少的弟子，說別人沒走出來。那麼，我為甚麼不問問我自己呢，如果我真的走出人來了，我怎麼還會因為別人對我誤會而心裏憤憤不平呢？我怎麼還會因小事和我先生鬧彆扭呢？我怎麼還會如此在意別人說我好或是不好呢？這一切的表現不都是執著很強的人才會有的嗎？那麼，那位同修給我指出的我自身的不足又怎麼會與正法無關呢？正法中要求一切都足夠的純，足夠的正，那麼如果我不去嚴格地同化這個法，不去時時處處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卻只告訴別人“法輪大法好”，這能改變外部環境嗎？阻礙正法的不僅是外面的魔，也有我們自己身上的魔性。每一個遲遲拖延不去的執著都會被魔利用，正法修煉就是這麼嚴肅的。
每當邪惡掀起一輪對大法迫害的新的高潮時，或是每當我們有大規模活動時，都是對我的一個檢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檢驗我能否保持理性。在2001年元旦前後，有大量國內學員走上天安門護法；我想著帶動更多學員走出來這沒有錯，但是每個人走出來的形式是不一樣的。對於國內學員來說，走出來的不是每個人都去了天安門，有的人在做發真相材料的工作，有的甚至並沒有直接發材料，而是做著許多默默無聞的卻必不可少的工作。每個環節都是很重要的。在元旦之前，我和另外一些學員一心想著要促使更多學員在元旦走上天安門，我當時感覺這個法正不正得過來就取決於我們有多少數量的學員去了天安門，以及進京學員能不能儘快聯絡好以便統一時間行動。由於這種想法過於強烈從而導致一種偏激，表現出來就是將大量精力花在了不太必要的事上，如：想要將進京弟子都聯絡起來，好統一時間走上天安門；對於在做其他大法工作而不打算去天安門的學員花了很多時間去講去天安門的意義，去勸他們去天安門，甚至心裏抱著不滿、埋怨等情緒，覺得他們沒有最大限度付出而阻礙了正法進程等。每當聽到有弟子說有許多默默無聞的工作也需要有弟子去做時，我們往往是指責他們找藉口保護自己。雖然我們在不久之後就認識到了這是一種過激的情緒，但當時心卻是浮動的。在那種浮燥情緒下，也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其實這時努力保持理性尤其顯得重要。我們與常人及邪惡勢力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我們心中有法，無私，我們是“真、善、忍”的實踐者，但如果我們抱著許多常人心與邪惡抗爭時，我們就沒有優勢了，成了一種常人的行為。我自己的某些不理性由來已久，修煉中也一直沒有徹底放下，主要表現在每當有人在我面前惡意攻擊大法時，我心裏會覺得氣憤。雖然強壓下去，但別人還會感覺到。因此帶著這種情緒和別人講真相時，很難講得清，陷入到一種辯論中去。有時覺得自己的辯詞邏輯清晰、面面俱到，但對方好像就是不理解，怎麼也和他講不清。其實我想那是因為我的心性沒守住，動了氣，所以被宇宙特性制約住。後來我認識到，要想講清楚，不是應該在語言、角度上下工夫，而應該在心上下功夫，甚麼時候能做到不急不惱、心平氣和了，可能才能“講清”吧。
有幸成為正法時期的大法修煉者，我們在世間弘揚大法，“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與救渡世人”，而理智、智慧和慈悲這都與我們修煉的境界密切相關。所以要達到師父的要求，就要在做事的同時認真、踏實地修煉。我想我在某個時候會感情用事並不一定是偶然的，這也是自己長期修煉不紮實造成的。在洪法中一切都要用理性，許多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許多的信誓旦旦及義憤填膺都是我們在修煉中要修去的東西。
是不是跟上了正法進程不是光看做了多少事或做成了多少事，而是看我是不是在作為一個大法粒子、一個無私無我的修煉者在做正法之事。其實做事的多少、大小甚至危險程度都不是衡量一個修煉者心性高低的標準。做甚麼都一樣，就像師父經文中所說“你在哪裏、無論做著甚麼，都是在你自己應該做的這件事情中提高。每個人做甚麼，那都是有原因的。在圓滿的境界中、在圓滿的進程上沒有任何差異”。心性高低就看每個人在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時，以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每一點一滴中，多大程度地同化了這個法。
修煉者與常人的最大不同是有矛盾向內找，那麼當我們向常人講真相得不到理解時、當我們的言論不被別人接受時，除了明確很可能有邪惡勢力在作祟之外，必須要看看自己哪裏做得不足，否則我和常人有甚麼不同呢？在困難和矛盾面前，難道我自身就真的沒有甚麼需要修正的東西了嗎？通過學法我認識到：自己仍然缺少能打動人心的慈悲。一切的強制都改變不了人心，可是慈悲卻能夠。如果每個大法弟子都能用我們在法中修出的慈悲正念去正法，用最純淨的心去做最神聖的事，常人就自然會感到大法的威力，人們會向百川歸海一樣心向大法。讓我們都嚴格地修正自身的不足，別讓我們的過失阻礙了還有希望得度的生命找到他們生命的真正歸屬──大法，讓我們都無愧於大法弟子的稱號，自己的言行真正能夠證實法，早日迎接法正人間的到來吧！
（2001年5月加拿大渥太華法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