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1年3月5日】 （接前文）●中國官方強調“法輪功”善於“精神控制”。我覺得，“精神控制”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字眼，而且它暗示了思想犯的存在。一個人僅僅通過思想，哪怕就是進行“精神控制”，也不構成任何犯罪。所以，“精神控制”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精神。
而且，究竟甚麼是“思想控制”？孔子宣揚中國的傳統美德“仁義禮智信”是不是“思想控制”？馬克思講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工人階級的頭腦是不是“思想控制”？中國宣傳雷鋒精神是不是思想控制？所有的意識形態和大眾傳媒都有強烈的“思想控制”效果！那些跨國公司為甚麼斥巨資進行廣告宣傳？還不就是為了“思想控制”麼？每一個學者通過寫書來傳播自己的思想，五四運動宣揚科學和民主，那都是思想控制！而且，據說還帶有“殖民話語”！毛澤東時期，紅寶書滿天飛、忠字舞人人跳，那不是思想控制？現在的“三講”更是嚴重的思想控制！其實，一切文明都企圖影響別人，這種思想上的影響是正常的。所以，我覺得，“思想控制”無處不在，用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字眼描述“法輪功”並不貼切。
“思想控制”的措辭抹煞了受眾的主動性、個人責任，把責任一概推給了“控制者”。在任何一種思想面前，人們有選擇和判斷的自由。思想的交流和傳播顯然是一個在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一個互動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控制和被控制的單向關係。一種思想是否被民眾接受，決定了這種思想的傳播和壽命，而不論這種思想的推銷者如何努力都不會起到絕對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使存在“思想控制”的事實，它不可能在這種思想是否被接受這個問題上起決定或者主導作用，也不會挽救這種思想的最終滅亡。而受眾對一種思想如何理解，也不一定在“思想控制者”的掌握之中。
舉個例子，在古羅馬帝國後期享樂主義盛行、民風腐化，基督教就像一股清新的風悄悄瀰漫在帝國土地上，這叫“深得民心”，卻不是“思想控制”。中世紀後期，許多教士生活墮落、追逐世間名利，嚴重損害了基督教的聲譽。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基督教在當時具有一統天下的地位，具有強大的實施“思想控制”的手段和途徑，卻挽救不了它的衰敗。我認為，“思想控制”的作用是不應該被誇大的。
“思想控制”這個措辭還有強烈的愚民傾向。誰也不是傻子，怎麼就容易被“思想控制”？難道每個人不是最適合於判斷自己面臨的問題嗎？“思想控制”和“深得民心”在輿論不自由和文革那種氣氛下是常常難以分清的。
在一個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各種思想並存是正常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強迫別人。解放前，共產黨人為了國家前途前赴後繼，這不是“思想控制”的結果，也不是國民黨的屠殺可以阻擋得了的。在今天，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表明沒有一種主義是甚麼絕對真理，只能是理性的“自負”。人民的自由、人權和福祉是衡量一種思想、主義的標準，而這種衡量也是通過那種自然而然的選擇和演進來實現的。一種思想有絕對的資格判定別人或者其他思想對與錯的時代的確過去了，社會穩定的前提不應該是思想上的“大一統”，而應該是理性的“和而不同”。
這裏，我並不是為“法輪功”說話。我只是說出一種看待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法輪功”怎麼就有那麼大的“思想控制”能力？如果是欺騙，不可能長久；如果確實“不同凡響”，科學應該對“思想控制”的機制進行認真的研究。中國教育黨員那麼多年，為甚麼那麼多高官貪贓枉法攔都攔不住？事實上，對於一種思想，問題的關鍵不是“思想控制”，而是是否“深得民心”。前蘇聯的“思想控制”多厲害，照樣完蛋。如果一種主義、一個政黨不再那麼為民眾考慮，凝聚力就下降了。黨還是原來的黨，主義還是原來的主義，但是每一個黨員的惡行都給中共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帶來很大的損害。如果信“法輪功”的人最後都悟到了“自焚”，如果“法輪功”的功理確實有問題，不用打壓，用不了多久自己都不行了，不是內因起決定作用嗎？當然，我並不覺得我比別人聰明，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理性地判斷他所面臨的事情，不可能都自焚的。
中國的歷史告誡人們：不要用暴力和批判解決思想問題，當時對錯爭議很大，事後很快就會分清了。為了社會穩定，應該對認識上的分歧存而不論。應該立足於疏導社會矛盾，而不是激化或者用強力解決。不僅要維護穩定，也要維護社會的寬鬆和凝聚力。社會再穩定，精英都往外國跑，也是中華民族的損失。
無論如何，自焚者和他們的家屬是不幸的。我們這個社會應該有一套化解社會衝突的機制，以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應該進行一個全民討論，開誠佈公，化解分歧，尤其不要用不好的手段以免雪上加霜。歷史上中國的政治運動、人們之間的不同理解、政府和民眾之間矛盾很多，我們這個民族應該學會用理性去對待了。
在重大的思想分歧面前，時間和人心是檢驗誰對誰錯的最可靠的標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