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個體戶，從事運輸專業，修煉前愛財如命，可以不擇手段、不惜傷害他人利益、拼命弄錢；對我請的工人也是儘量讓他們多做事少拿錢；我已離婚的丈夫想殺我們全家，想燒毀我的汽車，但因兒子隨我，年齡又小，他又無法撫養，始終沒有下手，說等到兒子長大一點再說，嚇得我膽戰心驚，日夜不安（因他過去有過這種行為，未遂），再加上我病魔纏身，更是對生活失去了信心。雖然我不缺錢，但我活得很苦、很累、苦不堪言。我想活著還有甚麼意思呢？自殺的念頭一直在我的腦海裏出現，但因我兒子太小，母親對我太好，想等兒子大一點，等母親走時再隨母親而去。而修煉之後，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諦所在，明白了做好人的標準，從此改掉了以前的惡習，再不做傷害他人的事，完全憑勞動掙錢；善待下面的工人，處處替工人著想；善待多次傷害我的已離婚的丈夫，放棄了自殺的念頭，還告訴周圍的同行、親朋好友也應做好人，他們也發生了變化，甚至還讓已離婚的丈夫學大法，他的變化更大，我們現在雙方和睦相處，朋友以待。
不幸的是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澤民集團開始迫害大法。我們大為不解，當天一家人就開車來到省政府大門外和其他功友一起，站在馬路邊上排成隊集體上訪，結果沒讓我們說一句話，等待我們是全副武裝的警察、警車，汽笛聲十分驚人、恐怖萬分（聽年齡大的老人說：此時的情景與文化大革命沒有兩樣），警察威脅我們上警車，非法關押我們，晚上十點左右才放回家，並沒收了我們的大法書籍；後來，我又獨自來到派出所反映我煉功後得到的好處，結果根本不讓我多說，便罵道：「你必須在兩天內搬出我們的管轄之內，（因為我當時是租的房子，母親住）。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看到成都《商務早報》上登載誣蔑法輪功的文章，我就開車和五個功友一起到報社善意地詢問文章的來由，編輯對我們說：「主編不在，有甚麼事你們一個一個地說，我們給你們記下來。」攝相機還給我們攝了相，當時我們很高興，都分別舉例說明了大法給我們帶來的好處。話音剛落，早已在門外等候的警察經過一晚的折騰後，於次日早上五點把我們送進了拘留所非法關押15日。更卑鄙的是：電視台顛倒黑白，弄虛作假地把我的事例改編成攻擊大法的材料在電視上播了出來。
就在這種投訴無門的情況下，於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帶上八歲的兒子，離開年邁的母親，坐上北去的列車，冒死踏上北京上訪的路。6日下午我8歲的兒子在天安門廣場護法被抓；8日早上我剛起床，有便衣警察來到住處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是。」他便用手機通知對方，不到五分鐘警車就來把我帶到廣營派出所，隨後轉入駐京辦事處；我母親65歲，於10日獨自一人來北京護法，剛下火車不久，就被便衣公安擋住了去路，問明是煉法輪功的，也被送進了駐京辦，正好與我們母子錯過。當時，我兒子被關在2號室，我被關在6號室，進去當晚我被他們用手銬銬在大門外的石獅子上，刺骨的寒風向我撲來，直到深夜才放我進室內。由於室內是水泥地板，又沒有床，我那8歲的兒子晚上只好將幾張椅子拼在一起和衣睡在椅子上（此屋過去是餐廳），其它功友實在看不過去（當時的溫度大概在零下5度左右），就把外衣脫下來蓋在我兒子身上，結果被管理人員發現後用手銬將功友打得手背出血後，銬在外面的風雨中凍了一夜。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我那幼小的兒子苦苦地熬過了五天五夜，那一樁樁一件件他親身經歷的只有在動畫片裏才能看到的恐怖場面，已經在他腦海裏留下了深深的不可抹去的烙印。
後來我們被公安送回成都，我被非法關進青羊區戒毒所。在戒毒所內，管理人員給我們放震耳欲聾的攻擊大法的錄音，不但用腳踢我們，而且還讓我們脫下外面的大衣在寒風中受凍；長時間地蹲在地上，致使我雙腿麻木、失去知覺，幸好我前面有個架子，才避免我倒在地上。經過兩天的非人折磨後，我又被非法送進拘留所；我母親也和我一樣經戒毒所後轉到拘留所。
他們對老人也殘暴折磨。我那老實巴交的一字不識的65歲高齡的母親在駐京辦，由於天氣太冷(零下5度左右，水管已被凍得放不出水），老人把雙腿平放在椅子上取暖，被管理人員發現，強行說老人在煉功，立即被叫出來，30歲左右的小伙子穿著皮鞋惡狠狠地猛踢老人兩腳後，還讓老人站在外面受體罰；在戒毒所內，老人平時受體罰不說，當天還不給老人吃飯（包括所有大法弟子），致使老人飢餓至晚上才在拘留所裏吃了一頓不飽的牢飯，又冷又餓的日子可想而知；在拘留所裏老人受體罰、受罵的時候更是不斷。好不容易熬過了半月期滿釋放，老人以為可以回我家洗個澡（因為十年來老人一直住在這裏），吃上一頓熱氣騰騰的飽飯，沒想到當地公安不准我母親住在我家，也不准住在我弟弟家，釋放當天就強行將我母親攆回老家。
我被非法拘留「期滿」後被管教民警接回派出所，問：「你還煉不煉？」我說：「煉。」就馬上又把我送進看守所；等看守所期滿後，又被接回派出所，問：「還煉不煉？」我說：「煉。」馬上又送進拘留所，就這樣不間斷地反覆被非法拘留。因我係單親家庭，致使家中長期空無一人，丟下8歲的兒子無人照看。
在拘留所裏，我被和其它犯人關在一起，十幾、二十個人關在十餘平方米的潮濕的房子裏，早上起床只好在便池內接水喝，在便池內接水洗臉，在便池內洗衣服，每天除了早、中、晚給我們一人一碗水之外，便池成了我們唯一的用水來源。到了後來，他們就把室內的水斷掉，致使大、小便都無法排走，我們便打報告，想在室外接水沖廁所，邪惡的賴所長便怒喝道：「要想舒服就去錦江賓館嘛，這裏只有這個條件。」所以我們解便後只好用一張紙蓋住，那時候整個室內又臭又熱，臭氣熏天，十幾個人經常守著大小便吃飯。
記得2000年5月的一天午飯後，我們煉功人在一起買東西時說話，就被惡警體罰站在太陽下面曬了一個多小時。我買的肥皂在手上早已被太陽曬化了，只好放在地上，就連七十歲的太婆都被逼迫和我們站在一起。
喔，對了，說起這個太婆，曾經是跨過雅魯藏布江的老幹部，後來是某子弟校校長。她於九九年十一月到北京上訪回來後，也像我一樣被非法反覆不間斷地拘留。到了2000年三月份，她不能再容忍對她的非法拘留了，就不配合上警車，結果被成都三個警官強行用繩子捆綁手、腳，在反背捆手時，一個警官一腳踩在老人的背上，然後把她扔進汽車的尾部，老人蜷縮成一團，就這樣慘無人道地又被非法送進拘留所。就這樣她被非法反覆關了十次左右，到現在人身自由仍受限制。
在拘留所裏，我們與世隔絕，完全和外面失去了聯繫，煉功人不能打電話，不能接見，更不能洗澡。我們說要申訴，管女監的管教對我們說：「只要你們說要煉就關死你們，看是你們的命長，還是XX黨的監獄長。」就這樣我一直住在拘留所裏，到了三月份，正值國家人大、政協開會前夕，我想：正是人民說話的時候，總得想辦法出去再次向政府講清法輪功真相啊。三月二日正是我這半個月拘留期滿的日子，當管段民警來接我時，叫我把鋪蓋放在拘留所，反正下午還得再回來，這次我沒聽他的就把東西帶到了派出所。他馬上通知我弟弟到派出所，並強行要弟弟代交了幾千元的保證金。警官對我弟弟說：「若是你姐再上北京，這三千元就作為我們去接她的路費。」並叫我每天早上十點鐘必須到派出所報到。
第二天，我就獨自一人，經重慶、武漢繞道再次到北京，一路上驚險萬分，到處是警察盤問，闖過重重關口，打扮成款姐的模樣，到了北京。在上訪局外的馬路上，更是重重包圍、嚴密封鎖，馬路兩旁停滿了全國各地堵截法輪功學員的警車，巷道的入口處更是便衣警察成群，上百雙便衣的眼睛死死盯著入口處不敢放鬆一下，時時等待著他們要接的人出現，以免一不小心，他們當地的煉功人一走進上訪局，他們就可能脫掉制服並摘去烏紗帽（這是我回來後警察告訴我的）；長長的巷道內便衣警察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看著可疑的行人便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哪裏的？」是煉功人馬上就被警察圍住（因為我們修真、善、忍，從不說假話，所以當時警察太好抓了)，立即被接回當地處理。我再次經過化妝後，戴上所有的手飾，穿上高檔時裝，提上手提包，來到巷道的入口處。路已被便衣警察和法輪功學員堵得水泄不通，但我表面上若無其事地往前走，而我的心早已提到噪子眼，請求師父保護我進去上訪……謝天謝地，終於在沒有一人問我的情況下走進了上訪局，為法輪大法上訪填了表，在表還沒有填完時，巡視警察發現了我是為法輪功上訪，便吼道：「啊，還是法輪功，哪裏的？」剎時間圍過來五、六個警察，我看他們嚇得面如土色的樣子，慢慢地說道：「反正不是你們一個地方的，你們怕甚麼，我已經進來了總得把表填完啊。」又來一個警察看樣子是上訪局裏面的，惡狠狠地向我衝過來，抓起我的衣領，把我從椅子上拉起來後，往門外推，怒吼道：「象他們一樣一個緊接一個雙腿分開坐在地上。」喔，我這才發現已經有十幾位大法弟子已走在了我前面，一弟子問我：「請問你是哪裏的？」「四川成都，你呢？」「重慶的。」就這樣等待著當地駐京辦接回處理，回成都後又恢復了我的被非法拘留的生活。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找到專管迫害法輪功的周警官，說：「我們要申訴，不然我們就絕食。」周警官說：「我也沒有辦法，說實話我知道你們是好人，是當地派出所把你們送來的，寫申訴之事我作不了主，我可以給你們往上彙報。」另一專管迫害法輪功的熊警官直接了當地說：「我們是國家的機器，誰給我發工資，我就為誰說話，因為我要吃飯，上有老、下有小要生活，就這麼簡單。」後來，我們申訴後，於五月二十四日才暫時走出拘留所釋放回家。
回家後，我就把電視台和成都《商務早報》對我的不真實報導寫了出來（原稿標題為《澄清事實真相，還法輪大法清白》），當地政府在市內辦誣蔑大法的誹謗展覽時，我就把我寫的真相資料散發給不明真相的善良群眾，結果6月13日我又被非法抓捕，當天晚上他們還非法抄了我的家，收走了我所有的大法書籍、資料、VCD光碟和師父的照片等。由於我捨命去搶我的寶書，結果被惡公安把我的雙手反背壓住，使我不能動彈，最後，在我未穿襪子的情況下強行把我從三樓拖下，致使我雙膝在樓梯上擦破，將我拖至警車內，把我再次送進那早已熟悉的置留室，第二天又被強行送進拘留所。
進去後，我實在想不通，現在的當權者怎麼了？怕群眾修「真、善、忍」？怕好人太多嗎？群眾說句真話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他們為甚麼要掩蓋真相呢？唯一的辦法我只有絕食，用我的生命來維護大法；讓政府重新調查法輪功真相後，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於是我們集體在拘留所內絕食，結果被惡警強行灌食，我們分別被七、八個人按在長凳上捏著鼻子，有的被管子灌得口鼻出血，有的被灌得翻江倒海嘔吐不止，那種只有在電影、電視上都難以看到的悲慘的驚人場面，至今我連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熬到了6月28日才回家，結果事隔一天，警察又莫名其妙地把我從家裏送進看守所，等待我的是一張非法勞教一年的通知書。
到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後，有人問我是甚麼原因進來的。我給她們說是因為說真話，她們不解，於是我又再一次把新聞宣傳機構以我的事例造假、騙人的真相寫了出來一式四份，分別交給了勞教所的吳所長、李科長、李隊長和其他人傳看一份，結果被全中隊開大會點名批評後，被無理延長勞教期三個月。
後來，我在本已失去自由的環境裏又長期被勞教人員包夾，不能與堅定的大法學員說話；2001年7月份，勞教所的管教認為我還在說「大法好」不利於他們給其他人洗腦，就把十一位堅修大法的、他們認為的「危險」人物關在一間十餘平米的房間裏讓4個包夾人員看管著，吃、喝、拉、撒、睡都在裏面，絕不讓出來。室內溫度很高，滿房子各種臭味交織在一起，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才能一人有半桶水洗頭、洗衣服、抹汗，用水。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還必須從早上6：30分起床就開始坐軍姿、不能笑、嘴還不能動（因為懷疑你背經文）一直到深夜十點鐘左右才許睡覺，一天又一天，天天如此，就這樣在那間常人無法想像的房間裏住了三十多天，直到轉中隊，我走後，其它的功友還在那間房子裏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非法勞教「期滿」釋放當天，我本應立即回家，但因我始終堅定修煉，又被當地派出所送進了拘留所非法拘留半個月。進拘留所後，因我寫了申訴，才被提前接回派出所，區政法委的郝書記威脅我要做到所謂的「六不准」，否則等待我的就是勞改。
回家後，我本應是合法的自由公民，但因我堅修「真、善、忍」宇宙大法，我被逼迫必須每天打電話到派出所報到。
到今天為止我已被成都市公安機關非法拘留十三次，勞教一年零三個月，現在我的人身自由仍然被限制。我想質問當權者：修真、善、忍何罪之有？！做好人何罪之有？！何時才能恢復自由呢？誰能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