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的事實--《考古學禁區》對進化論的強大挑戰(五)

【明慧網2001年1月31日】
五、不當選用的科學方法

進化論的科學性,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證實,這樣才有說服力。但是,由於進化論的支持者們急於證實自己的理論,在使用科學方法時,只求結果符合預期設想,而往往忽略了這些科學方法使用時的界定範圍,這實際上是不科學的。更有甚者,為了達到目的,有意選用能推出預想結果的方法,這種做法就更不科學了。

1、用C14進行斷代

19世紀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質學家G. Ragazzoni在三、四百萬年前的上新世岩層中發現了幾個現代人的骨化石。對此,評論家們典型的論調就是:這些骨頭一定是現代人出喪時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層帶。Ragazzoni也曾特別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因此,他仔細檢查了這些層層疊在一起的地層。他發現,這些層之間層次分明,未被動過,也絲毫沒有埋葬的跡象。

現代科學家們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學方法,對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異常的骨骼進行斷代實驗,結果給它們都安上了一個近期的年齡。但是,這些實驗是不可靠的。對於已在博物館裏擺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實驗的測定結果尤其不可靠。因為在博物館裏,骨骼暴露在空氣污染物中,往往會造成C14實驗的骨骼鑑定結果異常年輕。所以,鑑定時首先需要用嚴格的純化技術除去這些污染。而1969年,科學家在給Castenedolo骨骼進行C14鑑定時,並沒有使用這種技術,最終的鑑定結論是:年齡不超過一千年。

儘管對Castenedolo 骨骼的C14斷代結果是令人懷疑的,它仍然被當作了相關的證據。實際上,在這個例子中,地層學證據顯然更具決斷權,但是,地質學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層觀察報告並未被提及。

在理論界,反對上新世存在人類的現象並不是甚麼新鮮事。1884年,在談到Castenedolo發現和其他類似古代遺物時,意大利科學家G. Sergi寫道:「由於某種專制的科學偏見,不管你稱之為甚麼,每一個有關人類在上新世存在的發現都無法獲得認同。」

2、鉀-氬法斷代

讓我們再看看由G. H. R. 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寫的有關發現爪哇直立人的情況。幾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層發現的,人們不知道它們的真實年齡。然而,科學家們採用鉀-氬方法,認為它們屬於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這種鉀-氬方法通常被用於測定火山岩的年齡,而不是用來測定骨骼年齡。由於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層獲得的,並不是在火山岩層的下面,所以,用這種方法來推斷爪哇人化石的年齡是不合適的。

3、主觀的形態學方法:根據擬定的進化順序來確定年代

在中國,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還發現了許多類人類。據中國的研究者說,這其中包括更新紀靈長動物、不同階段的直立人、類尼安德特人、早期現代人以及具有現代解剖結構的智人。我們注意到:為了確定這些類人類遺蹟的年代,科學家們習慣性的使用了形態學方法(所謂形態學是生物學一個分支,以有機體的形式和結構為研究對像,而不考慮其功能)。

舉例說明一下:在中國南方的Tongzi,現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類動物化石同時被發現的。這些動物群暗示著一個中上期更新世的脈絡,但是考古學證據顯示,這些現代人化石屬於早更新世。這時,研究者就運用形態學的邏輯,確定這些人類化石屬於早更新世。但是,實際上中期更新世的結論更為合適。因為,對Tongzi動物群遺址的檢查顯示:那些哺乳動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結束時滅絕的。

這種用形態學確定年代的方法,實質上打亂了類人類的化石記錄。實際上,科學家們是在根據一個有利的進化體系來安排類人類的化石記錄的,儘管附加的動物群化石證據無法體現這種安排。仔細看看中國類人類真實的年代排列,就會發現,各個時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種早期現代人(包括類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現代解剖結構的人實際上是共存於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動的時期。

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形態學方法在這裏的運用是不合適的,實際上體現出很強的主觀傾向。

4.建立在錯誤統計結果上的結論

1983年,吳汝康和林聖龍(音譯)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直立人佔據周口店山洞的23萬年中,其大腦尺寸在逐步的隨著演化而增長。但實際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對頭蓋骨測量的錯誤的統計結果上的。(《考古學禁區》一書對此做了詳細的說明)。

5.蠻橫的巴尼斯理論

20世紀早期,英國皇家人類學院院士、(兼)東英格蘭史前學會主席莫爾(J. Reid Moir),在英格蘭紅峭壁地帶,發現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進的石器,這些工具已有200萬年-250萬年的歷史了。一還有部份莫爾工具是在紅峭壁下面的砂礫層中發現的,這些工具的年齡在250萬年-5500萬年之間。1923年,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去了英格蘭,對莫爾的主要發現進行了調查,隨後宣布這些發現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發表了一份有影響的報告,他提出了一種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過觀察刃片的角度,來辨別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還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爾的)都歸為自然力量的產物。從那時起,科學家們就開始運用巴尼斯的理論,來否定其它一些關於人造石製工具的發現。

值得注意的是,從非洲發現的石器,如那些從Olduvai大峽谷較低層發現的石器,看上去與那些被拋棄的歐洲原石器一樣,卻得到了科學界普遍的接受。這大概是因為這些發現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傳統的關於人類進化的時空模式。

近年來,巴尼斯的理論及其蠻橫的應用遭到許多石製工具權威的質疑,如George F.Carter,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A. L. Bryan等。的確,一個相當主觀的方法被當作科學方法來否定另類證據,恐怕有病急亂投醫之嫌。

進化論的「科學性」到此已經一覽無餘了,我們看到他的許多衛士們,為求證據,幾乎不擇手段。實際上,進化論的許多證據就是在這種「科學精神」下獲得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