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0年10月14日】 我是一名學生，得法整兩年了。在過去的一年裏，大法與師父遭受魔難與誹謗，我並沒有走出去。因為我不願給國家與社會添亂，我知道那段時間裏社會局面十分不穩，我也不願使校方領導無辜受牽連，他們有他們的妻子與兒女。 從我記事起，我總在冥冥中覺得要在世間找到一些甚麼，十餘年從未停止，甚至都不太明白我要找些甚麼東西。所以我儘量瀏覽各種書籍，思維體系隨之屢拆屢建屢建屢拆，其痛苦程度難於言表。因友人的介紹我遇到了大法，一切盡如潮水洶湧澎湃，其欣喜頓悟原來十幾年來尋找的東西就在這裏，更為奇異是一日早間被絲絲縷縷的音樂喚醒，於是找到了離我不近的當地煉功點。煉功前我的醫療證用了很多張，之後至今一頁未用。
這裏的輔導站長大多是婦女，他們做工作時經常說“我是這麼悟的”，出現問題後他們先找自己的原因，然後再問其他學員“你是怎麼悟的”。他們從未收過我一分錢，反而我常受輔導員的恩惠。我的大部份書籍是友人贈送的，還有一些是自己在書店買的，我得到的師父的單篇經文合起來也有一小本了，沒有人向我要一分錢。這裏很多學員的行為感染著我，我相信他們是好人，非常願意與他們在一起。
我記得89年我十三歲，因對待學生運動的立場第一次公然與父對立，我堅決的站在了黨和政府一邊。應當說在此之前以及之後好幾年裏，政府沒有白教育我。隨著我長大，越來越發現教材與實際簡直風馬牛不相及，這說明我還沒白活，我想為自己活。
99年4月25之事我堅持認為一定是國家領導人受矇蔽了，因在此之前政府實行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總理銳意改革深得民心，使人民看到了希望，我們上訪澄清事實，相信政府能妥善解決好這件事情。然而7月發生的事情實在令人寒心，我一下子覺得心裏空蕩蕩的，好幾天處於麻木狀態，我拿出書來一字一句仔仔細細看，實在找不出一句像媒體宣傳的那樣的話，然後對照媒體宣傳的事例一件一件去剖析，它的絕大多數事例本身的起因與大法的精神是大相徑庭的。我真實的體驗到最大的謊言編造者是記者，也真正體驗到在我們中國甚麼叫政治，以及使我明白了為何大法一開始就要求弟子不參與政治。
正是大法遭受的迫害使我緊緊的跟隨大法；正是他們的誹謗使我認定李洪志大師就是我的師父；正是他們的打擊使我們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與我得法有直接關係的一位朋友在宣傳中堅決站在了政府一邊，他也承認修大法的的確都是好人，而且也確能使身體健康，但他勸我脫離大法。可是我的身體從羸弱多病到持續的健康有力根本不是所謂的運動或任何藥物的功勞，人不能過了河就拆橋啊，的確是大法修煉出現的效果。最使我不能違背良心的是，由於不能再容忍自己善良可欺，我發狠鍛煉自己殘忍，若不是大法及時救渡，我真不知自己今後會滑到哪裏去。就是這種利國利民的功法卻被當權者指為邪教，如何讓我一個學子再來比照黨和國家在我心中的形象，如何讓我理解先烈們浴血奮戰得來的果實今日之面目？我常常徘徊於"茶館"裏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是愛我們大清的，可是誰又來愛我呢。我們都是愛我們中華的，可是我們又是怎樣被對待的呢。
那些勞教判刑送精神病院的數據以及致死名單，是否是體現了黨對我們的教育與關懷；打打罵罵刑具折磨是否就是人民公安的工作方式，普天下怎知獄吏為尊，一時間江姐劉胡蘭小蘿蔔頭的劇幕居然人間重演。原以為總會有法有天，可誰曾想到那世間閻羅城隍正在我黨把權當。大法有冤無處可伸，師父遭誣無門可告，但無論怎樣，小民心隨大法，決無反顧。
當我向同學提及“十一”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他都來不及念及觸目驚心的暴力場面就反問我為何要在“十一”這天去，難道要等到我們千百萬弟子被抓被虐才是可以揭露真相的時候，難道要等到我們大批被殺才是可以請願的時候，而且要揀個日子！難道到那時候才足以使你覺得事情有點嚴重?
這不禁使我想起二戰時的日本，他們的男人被鼓舞去參加聖戰，他們的女人被激勵去履行慰安，他們的人民都去做了。而我們的領導人口說一個人群是邪教，我們善良的人民也信了。這也使我想起布魯諾說愚迷亞力士多德的僧侶們是驢子，我們整日學習卻從不想我們被灌輸的是不是正確的東西。
一次次變本加厲苦苦相逼，一撮人的私慾代替了國家的意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自己編輯材料我自己去張貼，我也要發表感受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同時我更加迫切的呼籲我們的黨和政府能夠禁止江澤民一伙人禍國殃民的行為，還大法清白，還師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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