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0年1月11日】我叫李真諦，今年14歲，女，四川省樂山市人，我是97年4月2日得法的，是我爸爸學法後向我弘的法。當我聽爸爸和那些功友給我弘法時，我就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舒服感，從此我便走上了修煉的道路。 1999年7月，我看到了一些誣蔑大法的文件，大法弟子很多都聚在一起切磋，覺得這樣對大法不公，便分成了兩批，一批到四川省政府、另一批有3個人去北京反映真實情況，我聽說後，覺得自己也應該去。因為作為一個大法弟子，生命是大法給予的，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他需要母親甘甜的乳汁，如果失去了，這個嬰兒是無法生存的，這個嬰兒好比我們大法弟子，弟子需要師父教導我們的法理，需要宇宙大法來指導我們走向正確的道路，失去了這些，我們更無從生存了，因此，當大法在人間受到破壞時，弟子們應該站出來捨命維護大法。
我就說，我要去北京。於是我就和兩個姐姐一個阿姨一起於7月21日凌晨5點去了飛機場。到北京的第2天，我們4個碰到樂山的十幾個功友，就一起去旅館住，當天下午3點我們看了誣蔑大法的新聞，便分成了四批打的去中南海上訪。第一批去就被抓了，進行搜身、搜到我們旅館的地址。我們第二、三、四批去了覺得不能反映，更不能進去，就回旅館了，剛回去，警察就來把我們帶走了，四川眉山的那些人把我們帶了回去。回去後，警察問我還煉嗎？我說我還煉，便把我拘留了三天，在拘留的過程中，我並不害怕，也不覺得可恥，相反我覺得為了大法，關我幾年都值得，我真想讓那些不修煉的常人明白我們的思想和做法。
10月13日我們又動身到北京，一共有20多個人，在火車上我和兩個阿姨去補票，有一個火車上的工作人員想從中得錢，一個阿姨為了弘法，說出了我們是煉法輪功的，並告訴他我們法輪大法的學員是不會幫助他幹壞事的，列車長得知我們都是大法弟子後就把我們全都抓下車去了，回樂山後爸爸他們被拘留了十五天，我是個小孩，就沒拘留。
等爸爸拘留完後，11月初，我們又來到了北京，這次我在北京吃了很多苦。比如，剛來的第二天晚上，我們是在路邊一個賣小吃的攤位上借了板凳，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坐了一夜，白天我們走了一天，晚上在火車站的侯車室裏睡到半夜時警察查票，把我們都問了一下，我能心裏平衡而又不慌張地回答，這在我以前是很難做到的。
我再說一說11月16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見聞和感想，前幾天，我聽說了大法弟子要在天安門廣場上拉橫幅、煉功。我想了一下，覺得自己也應該去。爸爸和阿姨們都叫我想好，因為做這事會有一定的危險性，聽了這句話，我想了想，當時我到北京的過程：在臨來北京的前幾天，我天天都在盼著到北京來護法。那天正好趕上星期六，學校老師都走了，我沒法給老師們說，我跟老師打傳呼，他們也沒回，我悟到是師父在考驗我是否放得下。於是我就甚麼也沒管，收拾起東西就走了。在路上，我想了很多，爸爸給我說了很多。比如：可能會挨打、坐牢。我想為了護法，我甚麼都得放下，甚麼苦都要吃，師父為了我們耗盡了自己的一切，我們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呢？師父在“真修”中講：“你能把心裏放不下的東西帶進天國嗎？”就算捨命也得護法，大法是教人向善，修煉心性，沒有任何邪的東西在裏面，但為甚麼政府就要說是邪的呢？所以我覺得我應該站出來護法，向政府善意地解釋，因此我就跟他們說：“我想好了，我要去。”
到了11月16日早晨，我和爺爺、奶奶一起坐車到了廣場。那天，廣場周圍的便衣警察非常多，遊人也非常多，大法弟子也很多，大家有些認識，有些不認識，都在廣場上走來走去，大約九點，有一個學員把錄音機拿出來放起第二套功法的音樂，另兩個功友迅速把寫著“法輪大法”的橫幅拉了出來，我就過去在橫幅前站好，開始抱輪，過了十幾秒鐘，我聽見一個警察像發瘋似的又罵又吼地跑了過來，扯橫幅，接著又幾個警察過來扯，當時音樂停止了，可有的學員照樣煉，我回頭看見一個警察把學員的手打下來，學員又堅定地舉上去抱輪，這時有一個警察不知為甚麼，把我一下子撥到圍觀的人群中去了。當時我看著警察把比我們生命還貴重的橫幅扯過去，有兩個學員就拼命保護橫幅，扯住不放，警察就打他們讓他放手，那時已把很多學員都帶上了車，我哭了，傷心極了，現在社會怎麼成這樣了，我們法輪大法學員是好人，為甚麼政府還抓我們呢？不是說好人越多越好嗎？為甚麼連做好人的機會都不給我們呢？後來，我一直在天安門，到下午一點多才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