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歪理邪說辯護！”也許有人會指著我的鼻子呵斥，“難道法輪功沒有違法嗎？”且慢，我並沒有討論法輪功組織的合法性，但是取締非法的行為必須使用合法的手段。不知各位是否知道“程序正義”這一詞組，“程序正義”是法治的重要原則之一，他的意義就是“惡花結不出善果”，即錯誤的程序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
那麼這次取締法輪功的行動在程序上有那些錯誤呢？且聽我慢慢講來。先從七月二十六日新聞中的兩個法學專家的講話說起吧。他們認為這次行動是“完全符合依法治國的精神的”，理由是“憲法中雖然規定了公民的結社權和遊行權，但是憲法中也規定了行使這種權利時不能和其他個人團體以及國家的利益向衝突。”這個回答似是而非，有兩大錯誤：
第一，他只證明了法輪功組織是非法的，而沒有證明取締行動是合法的，他隱含的邏輯是：取締非法＝合法，從而忽視了程序正義這一重要原則。第二，他忽略了憲法的“法中之法”的特徵，原則上，他對憲法的理解沒有錯，但是他忘了，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其主要作用不是規範公民和法人的行為，而是規範國家機器的行為。比如，立法行為和行政行為。所以，把憲法直接套在法輪功頭上是很可笑的，因為還沒有聽說有誰因為觸犯憲法而被處罰的。
連法律專家都犯常識性的錯誤，那麼我們就有必要分析這次行動的程序上有甚麼錯誤：
一、關於“非法組織”
中國的社團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社團必須獲得相應部門的批准。早期的法輪功組織是掛靠在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的屬下的，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八日被註銷。從此，法輪功組織成為“非法組織”。這裏有一個問題，從合法組織到非法組織，註銷行為的本身是一個行政行為。既然是行政行為，就是可以申請行政覆議或者行政訴訟。所以，當時，民政部應該對法輪功組織採取行動，而沒有採取行動，這就揭穿了所謂“非常及時”的說法。所以，民政部的行為（即“不作為”）是不合法的。
然後，法輪功組織作為非法組織存在了一年半，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中央”採取了默許法輪功存在的所謂“三不”政策，這一政策是否可以視為承認法輪功組織的合法性？不得而知。
不過從七月廿二日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後，沒有給任何機會為這一行政行為覆議或訴訟來說，並沒有默認。不過即使如此，申請覆議或提起訴訟的權利不能隨便剝奪。
再有，是關於社團管理條例的問題。這個條例主要的問題在於，有大量條款規定相當模糊，給民政部門留下過多空間，比如第三條：社會團體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法規，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有兩個問題，首先，這個條例本身就是管理社會團體的法律理應對社團的行為作系統的規範，卻又把責任推到其他法律上；其次，後半句規定過於模糊，而且也多餘，因為如果其他組織或公民的合法權利受到侵犯，完全可以通過相應的法律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的判斷權力顯然不應該屬於民政部門。
二、關於“非法集會”
法輪功的所有的集會都是非法的，因為所有的集會都沒有得到批准。但是，仍然有問題：集會與“集體上訪”有甚麼區別？
上訪不需要得到事先的批准，而且，上訪合法存在的本身，就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因為上訪的事件往往是法律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這是外話。
有一點，就是被認定為集體上訪活動的聚集不能被視為違法集會，因而不能被作為法輪功的罪狀。
還有示威遊行的批准問題。《示威遊行法》與社團管理條例有相同的問題，即給公安部門的權力過大，對於審批的過程，條件，時間沒有明確的規定，而事實上，對於類似事件的審批標準也有很大的差別。僅從九八年抗議印尼與九九年抗議北約的示威遊行的審批，就是採用雙重標準。以“五八”為例，最早的示威在五月八日下午，也就是說申請的時間只有半天時間，按照九八年的標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合法”的遊行。
三、關於民政部通知的內容和公安部禁令的內容
這兩個文件的共同問題是，沒有對內容所規定的內容給出相應的法律依據。由於是行政行為，這兩個部門有必要出示行為合法性的法律依據。另外，公安部的六條禁令有的內容明顯與中國法律抵觸的地方，比如第四條：禁止以靜坐、上訪等方式舉行維護、宣揚法輪功的集會、遊行、示威活動。示威遊行法僅規定了公安機關對於申請的遊行示威有不批准的權力，而沒有規定公安機關有事先禁止某類示威遊行的權力。所以，此項規定是越權行政。故公安機關對繼續上訪的個人採取拘押、遣送的行為也是非法的。還有其他一些條款，均沒有相應的法律給予授權。
四、關於電台、電視台、有線電視台的民事侵權
有線電視台是收費的，所以，有線電視台與觀眾的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是經營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所以有線電視台佔用其他節目時間長時間播放新聞，構成對消費者的民事侵權。再有就是所有的電視台、電台、有線電視台與做廣告產品生產商的契約關係，包括廣告的播放時間都是契約所規定的，所以，佔用廣告時間播放新聞，也構成對商家合法權利的侵犯，也是一種侵權行為。
五、“思想上劃清界限”
作為評判標準廣為宣傳的，對於法輪功成員是否處理的標準是“組織脫離關係，思想上劃清界限”。這句話的前半句話還有可以評判的標準，後半句完全沒有評判的標準，套用宣傳機構常用的話，是“違憲”的，我國沒有思想罪，以思想上如何如何來作為是否“處理”的標準，完全違背了憲法所規定的原則。眾所周知，在“左”禍橫行的時代，“思想上劃清界限”作為判斷右派、走資派的標準，造成了無數冤獄，即使對於明顯的思想錯誤也不能作為是否“處理”的標準，否則將成為掌握思想解釋權一方非法壓制討論的手段。
六、“歪理邪說”不是法律上的“罪”
首先，有神論不是罪。我國法律規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宗教都是有神論。所以，新聞中大肆抨擊的有神論，不能作為法律上的“罪”。同理，“偽科學”作為學說應該批判，但是作為“罪”是不可取的。
其次，“封建迷信”缺乏客觀評判標準與確切量刑標度，不能作為量刑的標準。所以，也不能構成法律上的“罪”。所以儘管在意識形態上對法輪功的“歪理邪說”進行了強烈的批駁，卻不能作為“罪”來處理。
七、法輪功的受害者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解決
對於法輪功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民事訴訟的方法對於造成的人身傷害，死亡的，可以提起刑事訴訟。訴訟的被告可以是李洪志個人，也可以是海外尚存的法輪功組織。
必須提請法輪功受害者注意的是：除了少數未成年人，絕大多數法輪功受害者都是具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練習法輪功也是出於自願（無論是否受騙）。所以，法律上的主要責任方是這些受害者，他們應對自己的判斷負主要責任。所以，把所有責任歸咎法輪功組織在法律上是不可取的，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該以法律為唯一判斷標準，而不是民意。
本文僅僅在中國的法律範圍以內探討了這次取締法輪功行動在法律程序上的問題，鑑於憲法規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而這次取締行動主要採用政治鬥爭的方法，所以，也可以說在大方針上，這次行動是“違憲”的。
其實，以法治國家的標準來說，中國的法律本身就有很大問題，很多法律規定過於模糊，給國家機器過多的權力空間，很多法律本身，又有抵觸憲法的地方沒有得到改正，而憲法呢，與憲法至上的憲政原則又相去甚遠。（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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