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 自從4月25日萬餘名法輪功修煉者到中南海集體上訪震驚海內外後，中辦國辦信訪局以“法輪功練習者聚集中南海”定性該事件以息事寧人，並稱“對各種練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這之後的三個月看似平靜中卻蘊涵著更不安的波瀾。從7月20日凌晨開始，公安部突然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展開法輪功學員大搜捕行動，逮捕了成百上千的法輪功輔導員和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21日和22日，聞訊的法輪功修煉者紛紛走向當地信訪部門要求停止這種非法行動，卻被警方強行驅趕、毆打、非法扣押與審訊。據估計，全國各地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人數至少達三十幾萬人。22日下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以下簡稱“取締決定”）、公安部“六禁止”（以下簡稱“禁令”）的通告、“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以及充滿不實污衊之詞的所謂“李洪志其人其事”等錄像片。隨後，全國各地對法輪功的打壓、攻擊更加升級，對法輪功學員相繼開展了一系列令人髮指的迫害行為：扣押逮捕學員、長時間關押斷水斷糧、在全國各地收繳大法書籍、強迫學員寫不再修煉法輪功的保證書、對學員以開除公職、下崗、開除學籍進行威逼、恐嚇，抄家、罰款、關押、逮捕，甚至株連九族，威脅說要停電、停水、孩子停學、親戚下崗等。目前這種迫害還在進行著。中國政府的這種行為已經引起了海內外法律界的廣泛關注。我們法律工作者認為，中國政府採取的以上行動於法不容，於理不通：不僅缺乏事實依據，而且缺乏法律依據，其採取的取締行動不僅在法定程序上非法，而且在實施過程中嚴重違法，是中國法制建設的一大倒退。
一、取締法輪功缺乏事實依據
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認為：“法輪大法研究會未經依法登記，並進行非法活動，宣揚迷信邪說，矇騙群眾，挑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據此，依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有關規定，認定法輪大法研究會及其操縱的法輪功組織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取締。”，此後公安部依據此決定頒布了“六禁止”通告。我們認為此決定缺乏事實依據。
（一）對法輪大法研究會“非法組織”的事實認定不能成立。
法輪功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公開向社會傳授，於一九九三年被中國氣功科研會正式批准吸收為其直屬功派，並成立法輪功研究分會（或簡稱法輪功研究會）。李洪志先生分別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一九九五年結束了在中國大陸和國外的傳功，此後專心於佛法研究，停止了氣功辦班活動。所以法輪功研究會在一九九六年三月正式向中國氣功科研會提出退出中國氣功科研會的申請，並得到了中國氣功科研會的正式確認，完成了退會手續。因此，法輪功研究會從此時起即已經不復存在。
此後，由於法輪功修煉群眾較多，為便於納入國家管理，部份法輪功老學員一直積極建議國家有關部門，解決對煉功群眾按國家法律實現有序管理的問題。一九九六年四月以後，他們曾先後於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政部等部門申請註冊成立全國性群眾學術修煉團體，對此中共中央統戰部有正式文件批示：“不同意”以及“不支持”，並正式通知申請者不支持的決定。一九九八年法輪功學員再次向國家體委申請登記註冊，仍無結果。由於多次申請均被拒絕，法輪功學員放棄了在中國大陸建立全國性修煉組織的努力。
可見，一九九六年三月以前，中國大陸的法輪大法研究會為合法組織；一九九六年三月以後，中國大陸的法輪大法研究會已經自行解散，不存在所謂“非法組織”的問題。
社團組織是人們為一定目標的實現而進行組織和協調所形成的具有一定邊界的社會實體。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的規定，申請成立社會團體，應當向登記管理機關說明或提交：社會團體的章程規章、宗旨（目標）、經費來源、組織辦事機構地址或者聯絡地址、負責人產生的程序和職權範圍等。
法輪功作為修煉的集體沒有共同的組織目標。法輪功認為修煉完全是個人行為，來去自由。法輪功修煉者所形成人群只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修煉，作為一個整體來說沒有共同的組織群體目標，當然更沒有甚麼政治目的。法輪功修煉人群只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興趣愛好，經常在一起集體煉煉功、讀讀書而已，在本質上，和經常在一起打球、娛樂健身的人群沒有甚麼區別。因此，不具備共同的組織目標，就不滿足組織存在的根本條件。
法輪功沒有職權結構、組織辦事機構地址、組織程序。法輪功修煉者中誰也沒有對其他人命令、指揮的權力。就是李洪志先生也只是給學員講修煉的道理，從未命令過學員去幹甚麼。在法輪功研究會解散後，法輪功老學員自覺解散了義務翻譯組、資料服務組等，取消了與各地學員聯繫的人員，也不再處理學員來信，並清理了一切可能會引起外界不了解情況的人們誤解的名詞，強調中國國內沒有法輪功研究會的名稱，也沒有各地總站的名稱，各煉功點一律只稱輔導站（這是沿用中國氣功科研會給全國所有的氣功統一的稱呼）。各輔導站不設專門工作人員，不設辦公室、不設電話，沒有組織辦事機構，沒有招牌，更沒有組織程序。各練功點的輔導員主要工作是教新學員練功，拿一拿錄音機等等。大多數的大法學員甚至連經常在一起練功的學員叫甚麼名字、幹甚麼工作都不知道，就更不知道各地輔導站的負責人了。
法輪功沒有任何組織條例、章程、規章、制度。李洪志先生只是告訴學員做一個修煉人的道理，這些法理絕不同於組織中的限制條款。具體應該如何去做都是學員的個人問題。所有的學員都沒有被強加的責任和權利，不滿足“責權”這個成為組織成員的必要條件。
法輪功沒有經濟來源，法輪功功理規定法輪功不接受捐贈、不存錢、不存物，義務教功不收費，不是社會實體。
由上可見，法輪功沒有共同組織目標、職權結構、組織辦事機構地址、組織程序、組織條例章程經濟來源等，因此，無論從組織的定義來看，還是從《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對於社團的規定來看，法輪功都不是組織。更談不上“非法組織”。所以民政部對法輪功是“非法組織”的事實認定不能成立。
（二）對法輪大法研究會“宣揚迷信邪說，矇騙群眾”的事實認定不能成立。
“迷信邪說”評判的法律標準是甚麼？現行的法律並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迷信即指盲目的信仰崇拜。不是不符合當政者思想觀念的、或者現代科學還沒有認識到的就是迷信。是不是迷信不應該由當政者來確定，而應該由站在真正客觀、公正立場上的科學家團體來確定。不斷修正、否定舊理論是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隨著人類對大自然的探索不斷深入，舊有的教科書的知識更新、揚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此，就迷信的定義來說，對權威的迷信、對固有觀念的迷信、對舊理論的迷信、對教條主義的迷信、對教科書的迷信、都屬於“迷信”的範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法輪功所闡述的理論是超常的科學，而不是“迷信”，這一點已經被大量現代科學的發現及廣大法輪功修煉者的修煉實踐所證實。
比如法輪功的經典著作《轉法輪》裏提到的“史前文化”論斷，現代考古學、生物學在這方面的大量發現，充份證明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每年國際權威科學雜誌《Science》、《Nature》上都有這方面的報導。1997年5月17日《中國科學報》發表《我國發現億萬年前的太古石畫》一文，報導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廣西寶山的一個採石場發現栩栩如生的石畫，據地礦部國家專業試驗室鑑定，這些石畫距今已有4億5000萬年。該文配發了一幅名為“早春”的石畫照片，評論指出：“每一幅都是無可仿製的絕世珍品”。1998年美國《Science》雜誌11月20日報導了考古學家在世界各地發現的大量史前雕刻、壁畫藝術。如在匈牙利的Tata出土了一塊5萬到10萬年前、用猛□像的牙拋光製成的牆壁裝飾板。在中東戈蘭高地（GolanHeights）發現的一塊25萬年前的史前古器物上，刻有一配戴精緻頭飾的婦女頭像。所有這些都是本次人類文明以前的人類“史前文化”遺跡。
例如關於《轉法輪》中提到的“多層空間”、“另外時空”的問題，現代的超弦理論、暴脹宇宙論、量子時空理論都已經認識到了、並開始描述、探索另外時空的存在。又如關於“生命”現象，生物醫學界類病原體的發現、植物情感、感官功能的研究已經打破了人們常規的對生命體的定義和對自然界的理解。目前人體的許多特異功能，如特異致動（Psychokinesis）、人體非眼圖像識別、遙視、透視、預測、心靈傳感等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所認識、實驗證實、並接受。
除了現代科學的大量發現外，億萬法輪功修煉者的修煉實踐也證明法輪功是真正的、超常的科學，而絕不是“迷信邪說”。首先法輪功袪病健身效果十分顯著。98年國家體育總局對法輪功進行了調查。由不同專長的醫師、醫學教授等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於98年9月對廣東省的廣州、佛山、中山、肇慶、汕頭、梅州、潮州、揭陽、清遠、韶關等市約1.25萬餘名修煉法輪大法的學員，就身心健康狀況進行了表格抽樣調查。這次表格抽樣調查學員12553人，其中男性佔27.9%，女性佔72.1%，50歲以下的佔48.4%，50歲以上的佔51.6%；其中患一種以上疾病的學員10475人，佔調查總人數的83.4%，通過2~3個月至2~3年不同時間的修煉，患病學員的身體狀況大為改觀，袪病效果十分顯著，痊癒和基本康復率為77.5%。加上好轉者人數20.4%，袪病健身總數有效率高達97.9%。同時7170名學員填寫了年節約醫藥費數字，共節約醫藥費1265萬元/年，平均每人每年節約醫藥費1700多元，其經濟效益也十分可觀。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等醫療單位的一些醫學科學工作者，於1998年10月對北京市各區12731名法輪功學員的抽樣調查，其中11892人是有病的，煉功後11785人疾病有所好轉、基本好轉或完全康復，治療疾病的總有效率達99.1%，其中有6962人（58.5%）得到完全康復，體質增強80.3%，精神狀況得到改善為96.5%。一年共為國家節約醫藥費4170多萬元，平均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3275元。
中國湖北武漢市對50餘個煉功點2005名法輪功學員的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煉功後學員的身體變化十分明顯，疾病消失率為75.15%，好轉率為23.3%。合計袪病健身總有效率達98.45%。學員節省醫療費的情況也非常顯著，有95.51%的學員因在修煉後達到身心完全健康，再也沒有花過醫療費。
在修煉前患病的學員中，有一些是患有醫學上認為的頑症、絕症或疑難病，他們有的被醫院判了“死刑”，有的被權威專家下了“無法治癒”的定論。可是通過修煉法輪大法，他們卻奇蹟般地得到了康復。有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現代醫學都無法解釋的。
除此之外，法輪功要求修煉者做到“真、善、忍”，放淡“名、利、情”，這有力地促使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農民學了法輪功，破除迷信，革除陋習，變粗野為文明；工人學了法輪功，兢兢業業、不挑不揀地幹活，改變了全廠的精神面貌；科研人員學了法輪功，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健體益智，開智開慧，在科研領域不斷突破；商人學了法輪功，不再缺斤短兩，童叟無欺，合法經營，杜絕不正當競爭手段；國家幹部學了法輪功，拒收賄賂，拒絕吃喝，變得清正廉潔……
總之，各方面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法輪功在袪病健身、提高人們道德水準方面效果顯著，是有利於人們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好功法，是超常的科學，而絕不是“迷信邪說”，更不是“矇騙群眾”。
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所謂的“揭批”法輪功的錄像片中，把所謂的“練功致瘋、致殘、自殺等案例”歸咎於法輪功是極不負責任的新聞侵權行為。法輪功歷來強調，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不宜煉功，“嚴禁大法弟子摻煉其他功法，不聽告誡者出現問題自己負責”（《法輪佛法大圓滿法》，香港法輪佛法出版社，1997.3，pp.143）；另外，法輪功的修煉是極其嚴肅的，功法中對學員心性有嚴格要求，必須嚴格按照法輪功的要求去做才是真正的法輪功修煉者。極少數抱著各種不純目的、只練動作而不能按照法輪功心性要求去做的人，不能算是法輪功修煉者，他們出了問題與法輪功無關。就正如一個不遵醫囑亂服藥的人，一個不遵守交通規則亂開車的人，一個不按照操作規程操作機床的人，出了事故，應該是本人的責任，理應自行承擔自己的行為後果。
退一步講，假設真的這些極少數人是因為練習法輪功出了問題，和千千萬萬通過修煉法輪功達到袪病健身、身心受益的法輪功學員相比，比例也是極其之微，不能抹煞法輪功袪病健身的效果。另外，假如真如大陸官方媒體所說，這些人出現問題是由於練習法輪功，那麼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他們練習法輪功屬於自願，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自己的判斷負主要責任，把責任完全歸咎於法輪功在法律上也是不可取的。
可見，法輪功不是“迷信邪說”，而是一個尚未為我們所完全認識的、超常的科學。法輪功沒有侵犯任何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沒有“矇騙”群眾，沒有從事任何國家禁止的非法活動。對法輪大法研究會“宣揚迷信邪說，矇騙群眾”的事實認定不能成立。
（三）對法輪大法研究會“挑動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的事實認定不能成立。
民政部在“取締決定”中認定法輪大法研究會“挑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這顯然指控法輪大法研究會挑動製造多起所謂的“圍攻”報社、雜誌社、電視台及“四二五”事件。我們認為該事實認定缺乏確鑿的事實依據。
首先，大規模的新聞侵權是導致法輪功學員集體到新聞機構反映情況的直接原因。
新聞侵權是侵權行為的一種類型，是因為新聞作品所報導的事實不真實，或評論所依據的事實不客觀，或故意毀損名譽等而發生的侵權行為。由於借助於大眾傳媒，其後果影響範圍廣，影響程度深，傳播速度快，所以侵權後果比一般侵權行為更為嚴重。受害人有權要求賠償損害，有權要求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特別是要通過發表侵權行為的傳播媒介為受害人恢復名譽，才能使受害人所損害的權利立即恢復。近年來，一些新聞單位違背國務院對人體科學“不宣傳、不批判、不爭論”的政策，不斷地對法輪功進行不公正、嚴重失實的、歪曲性報導，有些故意進行人身攻擊，傷害了法輪功學員的感情，構成了嚴重的新聞侵權。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毫無科學根據地誣蔑《轉法輪》是偽科學，宣揚迷信，說修煉法輪功的群眾是傻子。繼光明日報之後，國家新聞出版署於1996年7月24日向全國各地發出《關於立即收繳封存中國法輪功等五種書的通知》，動用行政手段對法輪功進行非法地封殺。何祚庥、司馬南等打著“科學”的旗號，對法輪功造謠攻擊，不斷挑起事端，製造不安定因素。一些新聞單位也效仿他們，不負責任地對法輪功進行公開批判和歪曲宣傳。隨後的一段時間，《齊魯晚報》、《健康文摘報》、《中國青年報》、《南方週末》、內蒙古《家庭世界》雜誌、《石家莊日報》、《燕趙晚報》、《河北工商報》、《河北政法報》、《河北工人報》、《滄州晚報》、《滄洲日報》和《錢塘晚報》等報刊都先後發表過失實歪曲、無端指責批判、甚至造謠、誹謗、謾罵法輪功的文章，造成錯誤的輿論導向。但是卻沒有一篇法輪功的自辯文章能夠見報，法輪功學員唯一表達意見的機會，恐怕也只有上訪這一途徑了。
在這幾起事件中，最典型的即是何祚庥發表在天津師大創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99年第4期上的文章《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以下簡稱《何文》）。該文所提到的“由於練法輪功精神失常”的博士生指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研究生孫為民。經核實，孫為民雖曾接觸過法輪功，但是根本沒有按照法輪功的要求去做，不能算真正的法輪功修煉者。《法輪佛法大圓滿法》（香港法輪佛法出版社，1997.3，pp.143）中明確指出：“嚴禁大法弟子摻煉其它功法（出偏的都是這類人），不聽告戒者出現問題自己負責”。孫為民卻一直沒有放棄練習法輪功之前練過的其它功法，一直摻雜混練其它功法；法輪功著作《轉法輪》中明確指出法輪功修煉不講“辟穀”，也沒有要求學員連續不休息，而孫為民不顧其他人勸說，不吃不喝不睡；法輪功要求修煉者必須首先要做一個好人，並認真做好本職工作，而孫為民平時很少搞學習和科研工作……可見，孫為民所作所為完全不符合法輪功的要求，不能算是法輪功學員，他出現問題不能歸咎於法輪功，《何文》嚴重失實，故意毀損李洪志先生及法輪功的名譽，構成了對李洪志先生及法輪功名譽權的直接的嚴重侵害，根據法律規定，法輪功學員完全有權利要求相關新聞單位立即更正報導，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挽回損失，這實屬正當合法要求。
其次，近三年來中國政府的一些部門對法輪功的沒有理由的打擊和壓制，是學員集體上訪的更深層的原因。
近年來，法輪功學員受到了公安部多次無端非法調查，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以至發展到違反國家法律，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地步。1997年初，公安部一局曾以法輪功非法宗教活動為名，佈置全國公安部門進行調查。由於法輪功根本不存在所謂非法宗教活動，調查不了了之。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認定李洪志先生傳播“謠言邪說”及一些骨幹利用法輪功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但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利用法輪功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由此可見，《通知》在未認真調查、掌握確鑿證據之前，即給公民戴上了違法犯罪的帽子，這種先定罪、後調查，甚至未經調查取證，早己將法輪功列為“邪教”，是完全違反法律規定及法定程序的。在《通知》的錯誤引導下，江蘇鹽城市、遼寧朝陽市、遼陽市、凌源市及山東、河北邢台、新疆、黑龍江、福建等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宣布煉法輪功的群眾是非法集會，強行驅散法輪功學員、非法查抄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對煉法輪功群眾非法拘禁、關押、打罵、罰款，且有的不給收據，有的只給白條。例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下令對法輪功立即予以取締，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4000多元。遼陽市一個輔導員被遼化公安處傳訊說，你們在一起學法煉功是非法集會，要麼判刑2到3年，要麼罰款10000元，不要收據只要6000元。又如河北省邢台任縣公安局取締了煉功點，查封了煉功點的書刊、資料和錄音帶等物品，法輪功學員被定為參加非法組織進行罰款，李廣路被罰款1000元並被非法拘禁；聶改榮被七次傳訊並罰款2000元；霍桂蘭被關押5天並罰款2260元；王文志被關押同時罰款2260元。公安部一局的《通知》及各地公安機關對法輪功所作所為嚴重地干擾了學員正常的煉功，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
對上述情況，廣大法輪功學員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一直默默地承受著，並通過信訪等渠道多次向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善意地反映情況，但問題不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再次發生新聞侵權行為以後，部份法輪功學員於4月22日、23日到該雜誌社反映情況，要求停止侵權，但這種正當合法要求非但遲遲得不到答覆，當地公安機關於4月23日派出大量警察強行驅散、毆打學員，並非法拘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這樣致使問題不但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反而被進一步激化。
考慮到自96年以來發生的全國各地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干擾、破壞法輪功學員煉功的事件，學員的意見在公開的新聞渠道得不到反映，多次上訪也得不到妥善解決，學員們本著對黨中央高度擁護、信任的態度到中南海反映情況，希望能下情上達，黨中央能了解、重視這些問題，傾聽民聲，明察秋毫，停止少數國家職能部門及新聞機構的侵權行為，消除破壞社會穩定的因素。顯然這不是“挑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而真正挑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的是那些別有用心的造謠、污衊法輪功的人，以及那些不負責任、破壞中央“三不”政策的官方新聞機構及少數國家職能部門。再次，法輪功學員的聚集是屬於集體上訪，不是“集會、示威、遊行”，更不是“非法集會”、“圍攻”。
《集會遊行示威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集會，是指聚集於露天公共場所，發表意見、表達意願的活動。本法所稱遊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場所列隊行進、表達共同意願的活動。本法所稱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場所或者公共道路上集會、遊行、靜坐等方式，表達要求、抗議或者支持、聲援等共同意願的活動。”
法輪功學員沒有開會，沒有演講，也沒有聽演講，所以不是集會；沒有在北京的大街上集體行進，所以不能說是上街遊行；沒有口號標語，沒有大聲喧嘩，所以也不是示威。沒有集體坐下靜默，不能算是靜坐。他們只是集體反映情況，集體上訪，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是合法的。從法輪功學員的實際表現來看，他們不是抱著對抗敵意，而是本著善意，向不明真相的新聞單位及上級部門澄清事實，反映真相，他們態度和藹，秩序井然，聽從並主動配合警察及有關部門的合理安排和正確指揮，更沒有使用暴力、威脅等方法攻擊脅迫警察，他們未妨礙公共交通，甚至還自覺維護公共環境衛生，沒有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和群眾的正常生活、沒有對國家機關正常運作造成任何不良影響，沒有過激言行，更沒有使用暴力衝擊國家機關，不能說是“圍攻”。可見這不是集會、遊行、靜坐、示威，只是集體上訪。而且事後4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的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並發表談話，稱“四二五”事件為“聚集”中南海。可見“圍攻”的指控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法輪功學員沒有挑動製造事端，恰恰是挑動製造事端的受害方，法輪功學員沒有破壞社會穩定，恰恰是破壞社會穩定的受害方。真正“挑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的是那些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造謠、污衊、迫害法輪功、破壞國家關於氣功的“三不”政策，挑起事端，妄圖製造群眾和政府對立的極少數陰謀家。對法輪功“挑動製造事端，破壞社會穩定”的事實認定不能成立。
法輪功沒有組織，不是迷信邪說，沒有矇騙群眾，沒有挑動製造事端，沒有破壞社會穩定，民政部的“決定”及公安部“禁令”缺乏客觀事實依據。
二、取締法輪功缺乏法律依據
民政部的“取締決定”和公安部“禁令”不僅缺乏事實依據，而且缺乏法律依據。
（一）民政部的“取締決定”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的合法性缺乏法律支持
民政部的“取締決定”和公安部“禁令”都是國家行政行為的結果，這兩個部門有必要出示證明其行為合法性的法律依據。令人遺憾的是，這兩個部門均未出示表示其行為合法性的具體、確鑿的法律依據，沒有相應的法律給予授權。民政部聲稱其作出的“決定”是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認定法輪大法研究會是“非法組織”，但是由前面的分析，法輪大法研究會在一九九六年三月退出中國氣功科研會以前是經過合法註冊的社會團體，在之後解散，解散後法輪功就再也沒有組織存在，所以不是“非法組織”。再加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大量條例規定相當模糊，並沒有對社團的具體行為規範、承擔的法律責任作明確規定，所以“非法組織”的認定缺乏法律依據。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是在民政部的沒有法律依據的“取締決定”基礎上作出的，當然就更沒有法律支持其合法性。另外，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中第四條規定：“禁止以靜坐、上訪等方式舉行維護、宣揚法輪大法（法輪功）的集會、遊行、示威活動”。這條內容明顯與中國現行法律相抵觸。
《集會遊行示威法》
第六條規定：“集會、遊行、示威的主管機關，是集會、遊行、示威舉行地的市、縣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
第七條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依照本法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可見該法律只是賦予了公安機關對於遊行示威申請批准與否的權力，而沒有賦予公安機關有預先禁止某類遊行示威的權力。所以公安部的此項規定屬法律越權行為。
（二）法輪功學員的集體上訪是符合法律規定及法定程序的。
法輪功學員的聚集是集體上訪，他們遵守信訪秩序，沒有影響國家機關工作秩序，沒有損害公共場所的公私財物，是合法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七條規定：“國家公務員有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國家《信訪條例》
第八條規定，信訪人可以就“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和要求”、“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等信訪事項, 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
第二十七條規定：“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辦理信訪事項, 應當恪盡職守,秉公辦事, 查清事實, 分清責任, 正確疏導, 及時、恰當、正確處理, 不得推諉、敷衍、拖延。”
第十條規定：“信訪人的信訪事項應當向依法有權做出處理決定的有關行政機關或者其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
在天津市公安局四月二十三日非法逮捕法輪功學員後，法輪功學員二十四日到天津市政府信訪辦上訪，當日天津市政府信訪辦未能“正確疏導, 及時、恰當、正確處理”,反而“敷衍、拖延”，不僅如此，天津市公安局再次逮捕了近四十名法輪功學員，那麼在這種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市政府的上級行政機關，即中央政府（中南海）反應情況，當然也就沒有“越級上訪”的問題。
法輪功學員的上訪除了具有法律依據外，還符合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有關規定。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條規定：“黨員享有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和倡議的權利”。
《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要求，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對人對己都要尊重事實，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如實地向黨反映情況。
可見法輪功學員的中南海上訪完全是善意地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相信中央能公正處理，使問題能及時發現和解決，防止問題的擴大和積累，識破少數陰謀家的禍心，消除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法輪功學員的上訪應視為正當合法的公民權利。把法輪功學員上訪認定為“非法聚集、集會”，公安部禁止法輪功學員“上訪”等都是缺少法律依據的。
（三）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自由、人身正當權利受《憲法》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經其它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民政部作出的“取締法輪功”的決定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從根本上違背了《憲法》。特別是《憲法》三十六條賦予公民的“信仰自由”不僅僅是法律規定條文，也是法律學的一個重要原則，即：人的內心狀態只有外化為行動並對身體外世界產生某種影響才能成為行為的構成要素，具有客觀性和價值性，才可能成為法律評價、規範的對象和依據。也就是說法律只能規範行為，而不能規範思想、意識形態。因此，“迷信”或信仰“有神論”不是罪。人們的思想、認識、信仰並不是法律作用和調整的範圍，因為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保證執行的，而對人們的思想無法強制執行，可以強製約束人們的肉體，但卻不能強製約束人們的精神。對人們的思想、認識、信仰方面的問題採用法律手段干預、限制、禁止，不僅不可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且往往導致十分有害的結果。毛澤東同志早就深刻指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而目前中國政府就是“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這幾乎就等於在中國設立“思想罪”，以法輪功學員是否與法輪大法“在思想上劃清界限”作為評判罪與非罪、違法與合法、處理與不處理的標準。強制法輪功學員在修煉與不修煉法輪大法之間作出選擇，這是嚴重違背《憲法》所賦予法輪功學員作為公民所應享有的“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權的，也是對1998年10月中國政府加入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的徹底背棄。
（四）對李洪志先生“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的指控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章第一節對“擾亂公共秩序罪”的行為作了界定和量刑依據。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百九十條、第二百九十一條、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百九十六條分別規定下列行為構成擾亂公共秩序罪：“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註：暴力是指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身體實行打擊或強制，如捆綁、毆打、傷害等；威脅指對國家工作人員以殺害、傷害、毀壞財產、破壞名譽等手段相脅迫）；“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聚眾衝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工作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聚眾擾亂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秩序，聚眾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聚眾鬥毆的”；“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又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
法輪功學員上訪對每個個人來說都是自發自願的行為，只是代表自己，既不知道誰去，也不知道去多少人，由於修煉的人多、感到受傷害的人多，自然去的人就多（就中南海事件而言，去了一萬人，和修煉者幾千萬的絕對數相比也不算多）。因此不存在誰“煽動”的問題。法輪功學員遵守上訪秩序，遵守公共場所秩序，沒有喧嘩，沒有標語，沒有口號，沒有過激言行，沒有演講，沒有集體行進，更沒有圍攻、衝擊、鬥毆、打砸搶等暴力行為，他們不是集會、遊行、示威，他們只是靜靜地站在靠牆邊的人行道內側，服從交警的指揮，沒有妨礙交通，沒有妨礙國家機關工作，沒有破壞公共環境衛生，更沒有對警察等國家工作人員使用暴力、威脅等手段。他們的行為是屬於合法的上訪，受國家憲法及法律的保護，根本沒有“擾亂公共秩序”。
《刑法》第三百條還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矇騙他人，致人死亡的”，也屬於“擾亂公共秩序”。前已論述，法輪功不是“迷信邪說”，而是真正超常的科學，法輪功也沒有“矇騙群眾”。那些所謂的“致瘋、致殘”等案例根本與法輪功無關，不能歸咎於法輪功。相反，億萬法輪功修煉者的實踐證明法輪功是一種十分有效的袪病健身、改善身心健康的好功法，而且已經為全世界千千萬萬的人解除了身心疾苦。因此，這一條也不符合。
由於練習法輪功的群眾人數眾多，李洪志先生為避免給政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壓力，移居美國，潛心佛法研究和修煉，極少和國內學員接觸。李洪志先生只是告訴學員修煉做人的普遍道理，從來沒有命令過學員該怎麼做。修與不修，怎麼去修，平時生活中怎麼去做，完全是學員自己的事。所以李洪志先生根本不可能組織、策劃法輪功學員的上訪。
無論從客觀事實還是法律依據角度來看，指控李洪志先生“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都是毫無根據的。就是在這種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公安部居然於7月29日向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發布了對李洪志先生的通緝，並向國際刑警組織各成員國發出國際協察通報緝拿。這實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完全違背法律的行為。
三、取締法輪功行動違反法定程序
（一）民政部的“取締決定”違反法定程序
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功的決定是行政處罰決定，是對法輪大法研究會“違反”行政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行為所給予的行政處罰。因此必須符合有關行政處罰的法定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第三十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
第三十一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第三十二條規定：“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份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
第三十六條規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可以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外，行政機關發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的，必須全面、客觀、公正地調查，收集有關證據；必要時，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可以進行檢查。"
第三十九條規定：“行政機關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給予行政處罰，應當製作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1）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
（2）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事實和證據；
（3）行政處罰的種類和依據；
（4）行政處罰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5）不服行政處罰決定，申請行政覆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途徑和期限；
（6）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名稱和作出決定的日期。行政處罰決定書必須蓋有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的印章。”
第四十條規定：“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在宣告後當場交付當事人；當事人不在場的，行政機關應當在七日內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將行政處罰決定書送達當事人。"
第四十一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
由此可見：民政部行政處罰決定在程序上有如下違法：
1、對於其認定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沒有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調查，缺少確鑿的客觀事實證據，也沒有向社會公眾公布其行為的法律依據。
2、民政部的行政處罰書欠缺如下幾項：當事人地址及其它有關信息、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事實及證據、行政處罰的種類及依據、行政處罰履行的方式及期限、不服從行政處罰決定，申請行政覆議或提起行政訴訟的途徑和期限、行政處罰書沒有在宣告後交付當事人。
3、民政部客觀上排除了聽取當事人陳述、申辯的可能性，排除了法輪功學員申請行政覆議或提起行政訴訟的可能性，因為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輪功學員上訪。
（二）公安部頒布“六禁止”通告及取締行動違反了法定程序
首先應該指出，公安部頒布“六禁止”通告是行政越權行為。公安部的禁令應該是民政部行政處罰決定書的構成部份，應該由民政部作為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內容之一發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六十四條規定：“公安機關拘留人的時候，必須出示拘留證。拘留後，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
第六十五條規定：“公安機關對於被拘留的人，應當在拘留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拘留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
第六十六條規定：“公安機關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寫出提請批准逮捕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併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
第七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逮捕人的時候，必須出示逮捕證。逮捕後，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
第九十二條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進行搜查，必須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證。”
在7月22日民政部的“取締決定”和公安部的“禁令”公布之前，7月20日凌晨起，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就已經開始對法輪大法輔導員及研究會成員進行大規模逮捕行動；7月21、22日又扣押了30餘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有的地區，是公安機關以找法輪功輔導員談話為由進行“誘捕”；有的沒有出示“逮捕證”、“拘留證”；有的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至今沒有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通知當事人的家屬或者所在單位；有的持續傳喚、拘傳法輪功學員；有的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對學員家進行非法搜查、抄家；有的非法關押學員達30多個小時……
各種事實表明，公安機關的行動嚴重違反了法定程序，是非法的。
四、取締法輪功行動在實施過程中嚴重違法
取締法輪功行動不僅在法定程序上非法，而且全國各地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大面積的、大規模的嚴重違法現象和侵權現象。這些非法現象嚴重侵害了法輪功學員的各項合法權利，特別是人身權利及財產權利，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
侵害人身權行為是指以人身權為侵害對象，直接造成人身傷害、權利損害、精神損害的侵權行為。侵害財產所有權指非法侵佔（如偷竊、強佔、搶奪、非法扣押、非法沒收）和損壞公民私有財產。具體而言，法輪功學員的以下人身及財產權利受到侵害：
（一）名譽權
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對其名譽說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權利，也即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身屬性和所獲得的社會評價，享有的保有和維護的人格權利。
《憲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應當提高廣播電視節目質量，增加國產優秀節目數量，禁止製作、播放有下列內容的節目：……（5）誹謗、侮辱他人的；……”。
《出版管理條例》
第二十五條規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1)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7)侮辱或者誹謗他人的；”。
第二十七條規定：“出版物的內容不真實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單位應當公開更正，消除影響，並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應處予治安管理處罰。
所謂“侮辱”指以暴力、語言、文字等方式貶低他人人格、毀損他人名譽。“誹謗”指散布某種虛假事實損害他人名譽。7月22日以後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所謂“揭批”法輪功的錄像片，該片用斷章取義、無中生有、東拼西湊、嫁禍於人等手段大肆詆毀、攻擊法輪功，報導嚴重失實，評論嚴重不當，並且由於中央電視台新聞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較大，對法輪功學員及李洪志先生的名譽造成難以挽回的十分嚴重的影響；不僅如此，此後全國各大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幾乎是無休無止地進一步誹謗、攻擊法輪功，這種新聞侵權行為不但沒有被制止，反而步步升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 條第4款的規定：“因新聞報導嚴重失實，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
根據這一司法解釋，法輪功學員及李洪志先生的名譽權被嚴重侵害，這是對《憲法》、《民法通則》、《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法律的公然踐踏。
（二）身體權
身體權指公民維護其身體完全並支配其肢體、器官和其它身體組織的具體人格權。侵害身體權的行為包括：毆打致公民受到傷害、非法侵擾公民身體、非法搜查公民身體等。
《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中規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
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承擔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毆打他人，造成輕微傷害的”應處予治安管理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過失傷害他人致人重傷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監獄、拘留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進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7月20日以來，通往北京的各交通要道被封鎖，警察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對許多進京人員的身體進行非法搜查，發現法輪功書籍，立即沒收並拘捕。7月21日、22日，在全國三十幾個城市，大批武警對數十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強行驅散，其間在北京、大連、瀋陽、長春等許多城市警察使用了暴力，大部份學員的身體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在北京豐台體育場，警察揪學員頭髮，擰學員胳膊，踢學員身體，打學員面部，強拉硬拽，有的學員被在地面上拖行達三十多米，背部血痕淋淋；有的學員衣服被扯成條狀、片狀，鞋包都被扯壞；有一個70多歲的老年婦女被推倒在地，昏厥過去，場面慘不忍睹。在大連，公安局調集大批警察野蠻驅趕，場面觸目驚心，許多女學員頭髮被揪落，學員被掐住脖子往警車裏拖，許多人被猛力毆打，臉、脖子及胳膊上都有淤血血痕，有的學員皮膚被扯破，鼻子被打出血，衣服上血跡斑斑…… 還有的地方，特別是農村，公安機關強迫學員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不寫就對學員動用鐵棒、電棍毆打、用皮鞋踢腹部、甚至用火燙等令人髮指的手段嚴刑拷打。
事實表明，中國公安機關的種種行為已經嚴重地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權，違反了各項法律，是對公民基本人權的大規模迫害。
（三）人身自由權
人身自由權指公民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支配其人身和思維的權利。人身自由權的內容包括身體自由權和精神自由權。身體自由權即公民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作為和不作為的權利，即運動自由。精神自由權指公民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思維、決定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應處予治安管理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
7月21日、22日，全國各地公安機關非法拘押了30萬左右無辜的法輪功學員，把他們關押在體育場、學校教室、監獄、看守所、派出所，非法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普遍達幾十個小時，並且給予了他們種種非人的待遇。比如，河北廊坊農科院萬餘名河北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兩天，斷水斷糧，甚至不讓使用廁所；北京警方在各公安派出所、監獄等扣押大量學員，有的被關押72小時才被釋放。7月25日在扣押學員的北京豐台體育場，有一法輪功學員被強迫站在烈日下暴曬（當天溫度達38度），並被警察用水往身上澆。此外，7月22日以後，全國各地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居委會，紛紛開始強迫法輪功學員寫“退出法輪功組織、不煉功”的保證書。否則，開除黨籍、學籍、公職，甚至停水停電，子女停學，還要讓親戚也下崗，對堅定者甚至威脅要逮捕關押、抓進監獄……
所有這些行為嚴重侵害了公民的身體自由權和精神自由權，剝奪人身自由權利，是對《憲法》的法律原則和精神的根本背棄。
（四）隱私權
隱私權是指自然人就自己個人事實、個人信息等個人生活領域內的情事不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權利。具體而言，隱私權包括：個人生活安寧權、個人生活情報保密權、個人通訊秘密權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七款規定：“隱匿、毀棄或者私自開拆他人郵件、電報的”應處予治安管理處罰。
自7月20日以來，全國許多法輪功學員家被非法搜查、抄家；在哈爾濱，法輪功學員的寄往中辦、國辦的上訪信件被阻止，拆開並銷毀；許多法輪功學員的電子郵件被截留，並非法窺視其中信息；許多學員家的電話被竊聽，家庭及私人生活被監視。所有這些都是對公民隱私權的公開侵犯。
不僅廣大法輪功學員的身體、精神受到嚴重傷害，學員作為合法公民所享有的、正當的財產權利也遭到侵害。
（五）財產權
我國憲法及法律保護國家公共財產、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等合法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
《民法通則》第七十一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份的權利。”
第七十五條規定：“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書資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合法財產。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佔、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
自7月20日以來，各地公安機關非法抄家，沒收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如法輪功書籍、法輪功招貼畫、橫幅、煉功用的錄音機、電視機、錄像機等等。另外，在很多地方，如山東煙台、黑龍江哈爾濱等地，政府機關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練習法輪功，對不願放棄者進行罰款500∼6000元不等，交不起錢，就把家用電器搬走沒收。有的地方公安機關對法輪功學員敲詐稱，不要收據，交罰款6,000元，要收據交罰款10,000元，他們竟然想利用此機會搞“創收”。以上行為構成了對法輪功學員的私人財產的侵害，是完全違背《憲法》和中國各項法律規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不僅侵害了公民的各項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而且還限制了公民正當的申訴、獲取法律援助的權利。
公安部“禁令”通告第四條指出：禁止以“上訪”等方式維護法輪大法（法輪功）。
7月29日，北京市司法局律管處向各律師事務所、各區縣司法局發出了《關於對涉及法輪功問題諮詢、代理進行匯報的通知》。通知寫著：“各單位凡接到涉及法輪功，當事人來聘請律師的，先不要與其簽訂委託代理合同，應即予律管處業務科聯繫匯報情況後再做定奪”；“當事人到律師事務所來進行諮詢，各所應依法進行解釋，解釋內容應與中央保持一致。”
顯然，法輪功學員的正當申訴權利被限制或剝奪。《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可見，剝奪申訴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是完全不符合法律的，
另外，“各所（律師事務所）解釋內容應與中央保持一致”，這種規定也完全違背了現代法制“司法獨立”的根本原則，是“權大於法”的真實體現。
有的地方政府以“株連九族”脅迫法輪功學員寫所謂的“脫離法輪功組織”的保證書，否則，停水停電，還要子女停學，親戚下崗等。這種封建社會野蠻的法律制度是和中國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目標根本對立的。
五、回歸法治軌道、和平對話是解決目前危機的唯一正確途徑
（一）取締法輪功不符合黨、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通過以上事實及法律分析，我們法律工作者認為，中國政府採取的取締法輪功的行動缺乏確鑿的事實依據和充份的法律依據，其採取的取締行動不僅在法定程序上非法，而且在實施過程中嚴重違法，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大倒退。我們認為，壓制、取締法輪功是不符合黨、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極其不明智的。
首先，這不僅大規模破壞中國憲法和各項法律，而且違背了中國簽訂的“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大使於1998年10月在聯合國總部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已加入17個國際人權公約，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公約是其中主要部份之一。該公約對締約國具有法律約束作用。
以我國加入的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為例：該公約“前文 ”部份指出：“各國負有義務，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遍尊重及遵守”。
第七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第九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第十七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第十八條規定：“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
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顯然，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違反了自己簽訂的關於人權保護的各項國際公約，是對自己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作的承諾、所承擔的義務的公然背棄。其結果只會把自己推向世界各國正義人民的對立面，使自己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社會樹立的、不斷改善的國際形像破壞殆盡，從而在國際社會中更加孤立。
其次，其次，中國政府的取締行動必將導致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導致政府失去民心和道義。另外，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激化社會矛盾，分散“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精力。由於法輪功學員人數眾多，所以牽扯的可能不只是幾千萬人的問題，而是幾千萬個家庭，幾億人。如果事態進一步發展，後果可能就更難以控制，破壞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穩定的政治局面，甚至會破壞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成果。
（二）我們法律工作者的呼籲
鑑於中國政府這種一意孤行、一錯再錯的錯誤行徑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我們法律工作者鄭重呼籲中國政府儘快回到法治軌道上來，利用和平對話的方式解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危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五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以下判決：……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份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1）主要證據不足的；
2）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
3）違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職權的；
5）濫用職權的。
…… ……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
《行政覆議條例》
第四十二條第四款的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決定撤銷、變更，並可以責令被申請人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1. 主要事實不清的；
2. 適用法律、法規、規章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錯誤的；
3. 違反法定程序影響申請人合法權益的；
4. 超越或者濫用職權的；
5. 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
第四十三條規定：“覆議機關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時，發現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規章或者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與法律、法規或者其他規章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相抵觸的，在其職權範圍內依法予以撤銷或者改變。”
《民法通則》
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侵佔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返還財產，不能返還財產的，應當折價賠償。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並應當賠償損失。”
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受到剽竊、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
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
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
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
第三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1）違法拘留或者違法採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的；
（2）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
（3）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4）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5）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
第十五條規定：“行使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1）對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沒有事實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的；
（2）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
（3）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
（4）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5）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根據以上法律及其它法律規定，我們鄭重呼籲中國政府履行自己國家制定的《憲法》及各項法律，履行自己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
首先，和廣大法輪功學員開展和平對話，展開全面客觀的調查，在獲得充份事實依據的基礎上，澄清各種謠言，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法輪功及廣大法輪功學員的嚴重侵權行為。
其次，從法律角度，依照法定程序撤銷民政部、公安部的錯誤通告，糾正這種違法的行政行為。立即恢復李洪志先生及廣大法輪功學員的名譽，立即釋放非法逮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返還被非法沒收、扣押的私人財物，對這次事件的受害者給予賠償，恢復被開除的公職、軍籍、學籍，依法給予法輪功以正確客觀評價，恢復法輪功書籍、音像製品的合法出版、發行，恢復法輪功學員煉功活動的合法地位。
總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壓制取締法輪功都是與國家人民的利益完全相背離的，於法不容，於理不通。我們法律工作者希望中國政府冷靜下來，回到法治軌道上來，制止目前在中國所發生的大規模踐踏憲法、法律、國際公約的行為，通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當前危機。果能如此，則國之大幸，民之大幸也！
中國法律工作者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
關於法輪功 
